【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 薛凯桓】

“濒临崩溃的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向以色列政权提供支持，事实上已卷入战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乌克兰全境已沦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近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如此“警告”乌克兰。

坦率地说，当第一次看到这份声明时，笔者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笔者必须承认：很难理解，一个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的国家，为何要去挑衅一个拥有强大导弹库的地区强国，并让对方将自己列为攻击目标？基辅当局的外交官们似乎认定必须以挑衅无关国家为代价，向西方展示忠诚。因此，笔者希望在这篇文章中，冷静而审慎地探讨自己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伊朗和乌克兰为什么爆发冲突？

基辅当局为何要主动卷入伊朗局势？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以伊朗的视角去分析问题。

伊朗和乌克兰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势同水火。2016年，伊朗曾明确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基辅当局当时对此深表感激。

伊朗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原因是阿塞拜疆问题。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口超过2000万，且分离主义情绪严重，伊朗政府为此而感到担忧，也防范阿塞拜疆推行旨在分裂伊朗的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没错——2026年2月28日，阿塞拜疆公开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据西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情报人员与美国特种部队已进驻阿塞拜疆。

而恰恰是在阿塞拜疆问题上，基辅当局选择与伊朗作对。基辅当局将阿塞拜疆视为反俄盟友，阿塞拜疆则投桃报李，支持乌克兰的一些军事组织（俄罗斯称之为“新纳粹”），为其提供弹药、发电装置与人道主义援助。

乌克兰与阿塞拜疆的相关合作，名义上针对俄罗斯，可在以色列与阿塞拜疆看来，此举同样剑指伊朗。美国、以色列、阿塞拜疆是伊朗“不喜欢的国家”，而乌克兰盲目追随西方阵营，与这些国家进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合作，这无疑为伊乌关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彻底引爆，此后越来越深化。面对基辅当局与伊朗三大对手都存在亲密关系的事实，伊朗别无选择，只能扩大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这也成了基辅当局攻击、挑衅伊朗的最大理由，即所谓的“我们帮美国对抗伊朗，只因伊朗帮俄罗斯对付我们”。

这样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对伊朗而言，以色列、阿塞拜疆是关乎其生存的威胁，反之，伊朗对以色列也是如此。所以，当基辅当局与以色列、阿塞拜疆展开合作时，伊朗的确完全有理由将基辅当局视为敌对势力。基辅当局主动站到了伊朗的对立面、站到了与伊朗对立的“三国集团”（美、以、阿）的一方，伊朗则对基辅当局的行为发起了反击，基辅当局再指责伊朗“帮助俄罗斯”，两国的关系就此逐渐变得势同水火。

但实际上，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头号对手，是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也是全球什叶派民众的文化与政治圣地。伊朗境内坐落着库姆、马什哈德等什叶派圣城，伊拉克、也门、巴林等国受本国政府打压的什叶派民众，受伊朗的影响也很深。这一切让伊朗的周边局势变得极为复杂，问题的本质，也远比基辅当局声称的“我们帮美国对抗伊朗，只因伊朗帮俄罗斯对付我们”的选边站队叙事要深刻得多。

那么基辅当局究竟在盘算什么？要理解基辅当局的反伊立场，必须站在美乌关系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俄伊关系的角度。

在当前的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中，美国实际上扮演着俄罗斯盟友的角色——正如泽连斯基近期所说的，美方正与俄方一同向基辅施压，迫使乌军撤出顿巴斯。问题在于，目前这种施压的力度，尚不足以让基辅当局做出实质性让步，但美国压力随时有可能升级。正因如此，基辅当局才对美国与伊朗开战表示欢迎，他们指望的是这场冲突能转移特朗普的视线。

基辅当局的逻辑是：如果美伊冲突陷入长期化，特朗普显然会无暇顾及乌克兰，也就不太可能再向基辅当局施压；如果美国迅速取得胜利，特朗普阵营中的“鹰派”势力则会进一步抬头，这批人反对向俄罗斯作出任何妥协，甚至认为美国的利益不在于结束乌克兰冲突，而在于将其长期化以削弱俄罗斯。无论哪种情况，在基辅看来似乎都比被美国按着头割地求和要好。

但现实是，伊朗冲突对乌克兰而言暗藏着巨大风险。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战事快速结束，但伊朗政权未发生更迭。如果美国认定快速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落空，便可能提议停火，这种局面便会出现。而这一情况非但不会对乌克兰产生有利影响，反而会让特朗普腾出手来并将视线转移回乌克兰，加大对泽连斯基的施压力度，以此掩盖在波斯湾战事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

所以，所谓的“伊朗帮助俄罗斯”不过是基辅当局找的一个借口，基辅当局挑衅伊朗的真正原因是：试图利用美伊冲突，转移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施压焦点。无论冲突长期化或美国速胜，都可能改变当前美国主导的、不利于乌克兰的谈判格局——前者能分散美国精力，后者则可能强化美国对俄强硬派立场。唯独美国“不赢不输”的情况最糟糕，基辅当局寻求的，是让局势继续复杂化。

这本质上是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外部冲突，伊乌关系则是一个对基辅当局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这很正常，基辅当局一向轻视第三世界国家，对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毫无兴趣，他们不只是对伊朗傲慢、挑衅，对巴西、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基辅当局的挑衅行为似乎变得没有那么不可理解了。

两场战事是否会合二为一？

对于基辅当局的挑衅，伊朗已经宣布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导弹的合法打击目标。有分析人士据此已在评估伊朗与乌克兰爆发冲突，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是否会“合二为一”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伊朗和乌克兰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伊朗和乌克兰的斗争更有可能是作为俄罗斯与西方斗争的下辖问题而存在，并通过能源、经济等手段进行。

第一，从纯军事角度而言，伊朗和乌克兰都缺乏对对方实施有效打击的硬实力。乌军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稳定防线、保存有生力量。乌军有限的远程打击能力，如国产的“海王星”导弹或改装的S-200防空导弹，主要用于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如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和黑海舰队。要跨越整个中东，对伊朗本土目标实施打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伊朗，尽管其“导弹雨”理论上可以覆盖乌克兰全境，但直接打击乌克兰同样困难重重。伊朗与乌克兰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国家。任何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其导弹飞行轨迹必然经过他国领空，这需要复杂的外交协调，还可能招致相关国家的反应从而让伊朗陷于外交争端中。对伊朗而言，这笔买卖显然不划算。

第二，基辅当局对伊朗的挑衅，本质上是一场针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投机。特朗普政府正持续向基辅当局施压，试图以对俄妥协的方式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在此背景下，基辅当局才会高调站队美以反伊阵营，目的是搅浑水，向美国国内的对伊强硬派纳投名状，争取美国国会与共和党鹰派的支持，以此对冲特朗普政府对乌施压的政策。

基辅当局所有的对伊挑衅，都是为了改变自身在俄乌谈判中的被动处境。为此，基辅当局的官员们可以完全不顾及伊朗的心情，以牺牲伊乌关系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利益。伊朗对基辅当局的谋划恐怕也很清楚，伊朗的敌人始终是美国与以色列，乌克兰只是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边缘角色。尽管基辅当局用傲慢的态度羞辱了伊朗，但乌克兰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伊朗的核心敌对目标。伊朗之所以放出强硬表态，更多是为了警告乌克兰，而不是要与乌克兰直接对抗。

在经济层面，乌克兰也不具备反制伊朗的任何有效手段：乌克兰既无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也无金融、技术领域的制裁手段，无法对伊朗经济形成任何冲击。而伊朗也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因为仅靠能源领域的间接操作，就能实现对乌克兰的“惩罚”。只要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始终处于高位，就能捏住乌克兰与欧盟的软肋。

作为纯能源进口国，能源价格上涨将直接加剧乌克兰的财政赤字，让本就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乌克兰的核心援助方欧盟同样高度依赖海外油气进口，能源价格高企将严重削弱欧盟的经济稳定性与财政能力，进而直接影响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规模与力度。间接的经济手段成本极低、效果显著，且不会让伊朗陷入直接军事冲突的被动局面，根本无需动用军事手段升级对抗。

所以，伊乌爆发直接冲突、两场战事合二为一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存在。伊乌关系的走向，仍将取决于美伊博弈与俄乌冲突这两条主线的演进。

3月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英国期间于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目前有200名乌克兰防空专家在中东协助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法新社

乌克兰需要真正的理性思考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必须批评基辅当局无端挑衅的做法。乌克兰是一个弱国、小国，这样的国家在与大国对抗时，必须争取足够的外部力量。但基辅当局非但不去思考怎么获取更多国家的友谊，反而四处挑衅、树敌，以西方（更确切地说是拜登美国和欧盟）的价值观去进行“敌我判断”，笔者已经无法言说这种做法的愚蠢之处。

笔者想要讲一段历史：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初，德国宰相俾斯麦就开始考虑起了法俄结盟、德国被迫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普法战争后，法国成为德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俾斯麦很清楚法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复仇的机会，而唯一能让法国敢于向德国复仇的，便是与东面的俄国结成同盟。一旦法俄携手，德国便会陷入被东西夹击的困境。

因此，俾斯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去制定：避免法俄同盟，防止两线作战。他通过1873年的三皇同盟、1881年的再保险条约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外交布局，竭力将俄国拴在德国身边，同时孤立法国。

俾斯麦只错算了一点：高估了俄国的耐心。1887年，地中海协定与英奥意协约的签署，使俄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受阻，这是俾斯麦期望的局面——即让俄国意识到，与其与法国联合对抗德国，不如维持与德国的传统友谊。可俄国却未能领会，转而加速向法国靠拢，于1891年至1894年间缔结法俄协约，将兵力集中于西部边境，与德军隔境对峙。

总而言之，尽管俾斯麦的盘算未能彻底阻止法俄同盟的形成，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其核心思路并无问题：即在法俄结盟成为定局之前抢先布局，防止两线作战。最终，法俄同盟直到1894年才正式生效，这时距俾斯麦下台已过去四年，俾斯麦的战略为德国赢得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始终担忧并防止两线作战。而现在的基辅当局，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当“精神德国人”，但他们的脑洞也就止步于喊口号的层次，根本学不会德国的战略。况且他们也没必要学，毕竟基辅当局一向傲慢，认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乌克兰转，更围着泽连斯基转。

1991至1992年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实力尚且旗鼓相当，可到2022年，乌克兰已彻底落后于俄罗斯，只能依靠外部的支持才能作战。这份支持要想发挥最大效力，就必须寻求团结更多的国家，毕竟以乌克兰孱弱的实力，外援一定是越多越好，这意味着基辅当局必须想办法与“全球南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可乌克兰偏偏主动挑起了诸多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冲突，比如伊朗，比如匈牙利，而且原因往往相当的荒谬可笑。

就拿与匈牙利的争端来说，基辅当局主持修改的新《语言法》在法律层面歧视俄语、匈牙利语等“非官方语言”，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匈族权益因此受到损害。匈牙利方面曾礼貌地提议就这些歧视性条款进行沟通，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毕竟很少有人能傲慢到连别人提出沟通都认为是在冒犯自己），但基辅当局们却因为所谓“匈牙利人的傲慢无礼”而怒火中烧。

他们的思维简单又偏执，从不肯沉下心做复杂的理性思考，只认准欧尔班在欧盟不受欢迎，而泽连斯基又受各方追捧，便执意要向欧盟投诉“傲慢”的匈牙利，想要借欧盟之手惩罚对方，以此警示他国不许向乌克兰提任何意见，这般蛮横又短视的做派是匈乌之间不断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

而与伊朗的对立更是无厘头：基辅当局自己先做了损害伊朗利益的事，然后无理要求伊朗在乌克兰已经损害伊朗利益的前提下不能与俄罗斯来往，在伊朗局势逐渐复杂化后更是一心投机美国站队反伊，全然不顾伊朗的关切。

事实上，面对这些争端，基辅当局本有更高明、更灵活的处理方式，对匈牙利的合理诉求稍加妥协、对伊朗的立场保持理性克制，既能化解矛盾，又能拉拢更多国际力量帮助乌克兰（至少不会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可基辅当局对此却不屑一顾，始终抱着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执念，一味激化对立。

基辅当局天天对外强调乌克兰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基辅当局在反复强调乌克兰的苦难（如布查事件），甚至动辄指责他国漠视乌克兰平民、怒斥俄罗斯“暴行”的同时，转头就对同样深陷战争阴霾、同为战争受害者的伊朗喊打喊杀，甚至对伊朗小学遭袭的悲剧冷嘲热讽，双标的实在令人发笑。

公正地讲，难道只有乌克兰人的性命值得珍视，伊朗人的苦难就不值一提吗？想要争取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同情，基辅当局就该守住受害者、无辜者该有的基本立场与共情态度，而非披着“受害者”的外衣进行偏执的对抗，与“全球南方”国家渐行渐远，彻底沦为西方的附庸。

如俾斯麦这般千方百计避免“两线作战”的智慧闪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像基辅当局这样主动挑起事端、主动选择“两线作战”的案例，那就不多见了。笔者在看到伊乌摩擦的新闻时，思考最多的便是乌克兰要如何以一个理性国家行事？如何构建一个真正有同情心、为弱者发声的良好国家形象？乌克兰民族理应获取该有的权利和自由，但如果不想清楚这些问题，乌克兰民族的形象就始终欠缺血肉、欠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