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12年,不追“中国版星链”的他,先拿牌照 蛰伏2017 蛰伏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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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03 18: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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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的竞争,正从比拼卫星数量走向比拼生态能力。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苗诗雨

见习编辑|张昊 编辑|马吉英

头图来源|受访者

2026年8月20日,一则公告出现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之上——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许可批复,试验期两年。

按公开信息,这是国内第二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牌照,时空道宇成为目前持有该牌照的唯一民营企业。消息传出后,行业沸腾:终于等到了!

仅仅8天后,8月28日,吉利汽车越野技术发布会上,旗舰车型“银河战舰700”正式亮相。时空道宇的低轨卫星物联通信技术与服务在该车型上完成全球首次规模化前装量产上车。这种“获批即商用”的速度,在航天这个以“年”为计量单位的行业里,显得近乎激进。

圈内人都清楚这张牌照的分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11月发布的申报通知设置了五道硬性门槛:频率使用许可与空间电台执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星座核准、在轨可服务卫星系统及地面全套支撑网、网络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面向全国长期稳定服务能力。五项全部满足,才有申报资格。

“这不是里程碑,是入场券。”王洋的回应依旧平淡。这位时空道宇创始人兼CEO,穿着惯常的深色Polo衫,语速不疾不徐,习惯性地用通信工程师的语法去拆解问题:对商业航天而言,最大的成本从来不是技术成本,而是“不确定性成本”,“制度层面的明确,价值甚至高于单项技术突破”。

来源:受访者



在他身后,64颗低轨卫星在距地表约600公里的高度运行,日处理通信请求3.4亿次,可支持全球2000万用户接入。这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由一家民营企业全栈自研并完成组网。而在12年前,这一切还只是一份PPT上的构想。

熟悉王洋的人都知道,他身上缠绕着一种近乎“分裂的统一”:他曾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里“几乎干遍每个工种”的航天工程师,参与过国家级工程,对系统复杂性怀有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更早之前,他是华为的一名通信工程师,亲历2G向3G的迭代,深信“技术必须找到它的市场出口”。这两种气质在他体内撕扯又融合,最终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航天路径——谈论星座时像在谈论通信网络,谈论太空时落脚点永远是地面上的成本与闭环。

他反浪漫,反宏大叙事。当行业热衷于比拼“谁发的卫星更多”、追逐“太空宽带”时,他选择了UHF/VHF频段,牺牲了极致速率,换来了最强的绕射特性和抗雨衰能力;当多数玩家试图用卫星替代光纤时,他深耕“机器与系统的对话”,占据“终极备用网络”的生态位。他的商业观里只有一个核心指标:在极端环境下,这套系统能不能“始终在线”?

这种务实到近乎保守的风格,让时空道宇在低轨卫星的狂热竞赛中,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而那条路的起点,要回到12年前,一个工程师决定从体制内出走,去回答一道“翻译”难题。

一场“反着来”的创业

王洋的职业履历就像一份精心设计的对照实验。

2004年他绕开了如日中天的互联网热潮,一头扎进当时正处于寒冬的通信行业。在华为的那些年,他深入一线市场,目睹了技术如何被拆解成可定价的服务、可规模化的产品。“技术必须指向市场应用”——这个认知像一道刻痕,此后20年从未淡去。

转折发生在2008年。他转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从星务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做起。那段经历看似与他此前的通信背景断裂,实则完成了另一重关键建构:从卫星的研发设计,到发射入轨环节,他完整参与了多个型号从0到1的全过程。他参与过的国家型号任务无一失败,这个纪录至今让他感到自豪。

但矛盾感也在积累。体制内的航天工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追求的是万无一失,而非商业可行。一颗卫星从立项到发射,周期往往以年为单位,几乎不计成本。王洋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航天界掌握的是世界上最精密的“语言”,却缺乏将其“翻译”成市场可理解产品的能力。

“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却很难让卫星技术真正服务大众。”这句话他后来在很多场合重复过。

2014年,国务院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航天领域。他当年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欧科微航天。那一年,他顶着“保留编制、离岗创业”的身份,成为国内商业航天赛道上的第一个“个体户”。

头一年半,整个行业只有少数民企,孤零零地拓荒。供应链是待探索的,人才库是待扩张的,甚至连“商业航天”这个品类在主管部门那里都还没有明确的位置。

“当时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是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一切要从零开始建。”王洋后来回忆。

4年后,“嘉定一号”成功入轨,不足100公斤的微小卫星,核心单机几乎全部自研,这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从0到1的突破。但王洋没有停留在“证明可行”的阶段,他心里清楚:单颗卫星的成功只是起点,真正的命题是建设一张卫星网络,而第一道难题便是如何让卫星从“手工作坊”里走出来。

融合造车流水线,用来造卫星

2018年,时空道宇成立,王洋及其团队开启了中国商业低轨卫星物联网的技术与商业探索。

这支新团队可谓拥有豪华班底:创始团队近八成成员是工程师,平均拥有15年航天领域经验。他们此前参与过中国上百个重要卫星型号中的近一半,包括北斗三期、遥感三十号、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等国家级工程。“相当于两支完整型号的国家队出来创业。”有同行如此评价。

但王洋要求这支队伍做的第一件事,恰恰是颠覆他们此前一切经验的事:把航天制造变成工业制造。

来源:受访者



“商业航天与传统航天有本质区别,必须同时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能否设计出来,二是能否量产。”他后来这样总结。中国商业航天与国际巨头的真正差距,不在单项技术,而在工程化与量产能力。当海外知名星座的在轨卫星数量已超过10000颗时,中国民营航天的胜负手,早已成了能否把卫星变成“工业标品”。

2021年,时空道宇在浙江台州建成中国首个商业卫星超级工厂。这座工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产品化”逻辑——把卫星拆成标准模块,用柔性产线量产,引入汽车行业的脉动式装配和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过去一颗卫星从总装到测试往往需要数月甚至一年,而王洋的目标是日产一颗卫星,这在传统航天语境中几乎是天方夜谭。

来源:受访者



团队做了三件事,件件都触碰了航天制造业的固有边界。第一件事是模块化:将卫星拆解为200余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不同型号,让同一产线可同时兼容通信、导航、遥感等多种功能卫星。第二件事是自动化:将AIT周期压缩至二十八天,并建立质量追溯系统,每颗卫星的每个部件都可追溯到具体生产班组与质检人员。第三件事最具颠覆性——供应链重构——将昂贵的宇航级元器件大批量替换为工业级。王洋的方式很直接,用原有宇航级的测试标准对工业级元器件进行筛查,从而达到技术要求和降本需求。

而量产瓶颈打通后,时空道宇花了3年时间将64颗量产卫星发射入轨,组网一张低轨卫星物联网。而真正的挑战才浮出水面:服务卖给谁?

不追“星链”,只做备份

彼时,全球商业航天最火热的故事是星链——数以万计的低轨卫星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接入。资本市场为之疯狂,国内同行也纷纷对标这个方向,试图在“中国版星链”的叙事中占得一席之地。

王洋从2019年星座立项之时就没有选择“跟风”。

他的判断逻辑很清晰:宽带星座解决的是“人与人的连接”,核心指标是传输速率。但卫星通信最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城市,而在那些地面基站覆盖不到的空白地带——远洋、荒漠、山区、空中。在这些场景里,用户需要的不是刷视频的网速,而是发出一个关键数据的确定性。

他把时空道宇的星座定义为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主攻“机器与系统的对话”:汽车回传位置,船舶上报航线,工程机械远程监测,能源设施触发告警。这些场景的特征是:海量设备、小包数据、突发通信,不需要持续占用宽带,但要求永远在线。

来源:受访者



这个选择在技术路径上体现为一系列“逆主流”的设计。时空道宇星座采用UHF/VHF频段,而非主流的Ku/Ka频段——传输速率远低于后者,但绕射特性和抗雨衰能力显著更强,在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下能保持链路稳定。终端设计坚持低功耗、小型化,依靠电池可运行数月甚至数年。对于远洋货轮、无人区挖掘机、荒漠管道等而言,在关键时刻发出核心数据比速度快要重要得多。

这套逻辑很快找到它的市场位置:各行业的“终极备份”。在海运、航空、能源等领域,独立于主通信网之外的冗余通信链路往往是强制合规要求——主网断了,备份必须顶上。时空道宇卡住的正是这个刚需生态位。

2023年9月,时空道宇基于高轨卫星研发的车载卫星通信终端前装量产上市,用户在地面无信号区域仍可收发消息、一键告警、拨打卫星电话等。

随着自有星座建设不断完善,时空道宇开始基于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推进车载卫星技术的研发与量产,验证了卫星通信进入汽车产业的产品化能力。

2025年,时空道宇与中国联通基于自有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完成车联低轨卫星在轨验证。同年与曹操出行合作,Robotaxi实车测试里程至今近10万公里。

而在汽车之外,触角还在延伸。2026年3月,公司低轨卫星通信设备在浙江海巡执法艇投用,解决远海信号盲区问题;5月,参与广西桂平防洪演练,雨水情数据回传成功率超99%;工程机械领域,与多家头部企业完成商用验证,年内预计装机超数万台;能源领域,与中国石油成立联合实验室,打通星座运营、终端研发与行业应用全链条。截至目前,业务已延伸至十大行业场景,并与亚洲、非洲、拉美等20多个国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合作,推动星座全球化布局发展。

“很多场景不需要宽带,需要的是‘不断联’。”王洋说,“我们做的不是最快的网,是最稳的网。”

把门打开

2026年6月,MWC上海展会上,时空道宇发布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栈开源生态,向全行业开放终端硬件、标准化通信模组、自研芯片、通信协议及卫星系统资源。

这个决定在商业逻辑上颇不寻常。一家企业用十余年时间、数十亿元资金构建的技术壁垒,为什么要主动打开?

王洋的思考源自他对产业终局的判断:商业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企业无法构建完整的服务生态。无论是星链还是铱星二代,均为封闭体系,只能以自有标准对接客户,难以适配千行百业多样化、定制化的需求。中国商业航天应当效仿通信、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携手上下游协同共进,而非建一个带着围墙的花园。

但开源不是喊口号就能做的。支撑它的前置条件极为苛刻:企业必须吃透天地全链条底层核心技术,卫星、载荷、通信协议、地面终端等全部要自研。“放眼全球,目前具备全栈完整开源能力的低轨星座项目寥寥无几。星链有技术实力,但全部私有化封闭;铱星、全球星同样无法实现开源。除星链外,仅有时空道宇能够完整落地可控全栈开源体系。”他说。

开源策略迅速获得产业响应。MWC展会期间签约订单规模破亿元,生态合作伙伴超200家。

王洋想得更远。他预测“空天地一体化”将成为全球下一代通信确定的产业方向,卫星将承载传统地面基站的功能,成为地面网络的空中延伸——基站上天。而开源生态的意义在于,提前为这一趋势搭建产业基础:待下一代通信技术设施进入商用阶段,围绕卫星网络将形成更加丰富的终端、服务等体系,产业协作模式也将与今天的地面通信行业接近。

“商业航天的竞争,正从比拼卫星数量走向比拼生态能力。”他说。

从“造得出”到“用得起”

回到那张商用试验牌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回答了商业航天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民营企业到底能不能合法合规地提供卫星通信服务?

此前,卫星物联网缺乏独立的业务分类,合规边界模糊。企业做了产品、建了星座,却很难与客户签订正式的长期商业合同。牌照落地后,这条路通了,“它意味着前期的技术验证和工程建设阶段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依法合规开展规模化商业应用的新阶段”。

王洋一直在和“不确定性”博弈——不确定政策何时放开、不确定技术路线是否被认可、不确定市场是否真的需要、不确定商业闭环能否跑通……如今这些不确定在逐一消解:64颗卫星在天上飞,2000万用户接入能力已就位,十大行业场景商业验证完成,产业链生态正在成型,商用牌照握在手中。而牌照落地后,银河战舰700量产上车,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信号。

来源:受访者



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让更多人用上?

这个从华为走出来的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走出来的航天人,把卫星从一个距离普通人几百公里的概念,变成了嵌入汽车、渔船、挖掘机、航道浮标里的日常连接。他曾经描述过自己的信念,那句话源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经典表述——仰望星空、沿途下蛋。商业航天不只是造星链,而是让卫星人人可用。

12年前,他是这个行业里唯一的“个体户”。今天赛道已经拥挤,但能走到持牌商用这一步的极少。他试图设计一场横跨天地、纵贯十余年的棋局,棋盘已铺开,棋子已落定,下一个赛点,藏在“规模化”三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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