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几乎可以确定，头部三家险企的行业集中度将继续上升。

中国保险业的监管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穿透全业务链条，在相继重塑了车险与寿险市场后，终于指向了非车险领域。

11 月上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正式下发《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工作指引》。

作为 10 月 10 日 36 号文的细化落实文件，该指引明确了非车险 “报行合一” 的产品备案时间表、保费管理规则及刚性监管要求，标志着这项制度性变革从 11 月 1 日新规实施的启动阶段全面落地。

在该指引中，不仅划定了企财险、安责险等重点险种的分阶段备案时间线，更以 “见费出单”高管问责甚至停业等硬核条款，补上了非车险费用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非车险报行合一”在今年初已有预期。保险公司普遍意识到，新一轮以费用端为核心的系统性治理，已经从车险与寿险延伸至非车险业务的全域，且力度超过此前市场想象。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改革对非车险定价体系、渠道成本结构、经营边界的穿透程度，与五年前车险综合改革带给行业的结构重塑几乎同样深刻。

非车险在过去三年间快速膨胀，但增长与盈利的背离越来越大。

2025年上半年，非车险保费收入达5140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略高于车险，但行业经营压力仍存。

从成本表现来看，财险业整体COR（综合成本率）降至96.61%，创近五年同期最低，但非车险内部细分险种分化明显：责任险综合成本率为103.6%，虽较此前小幅改善仍处于亏损区间；雇主责任险在建筑、化工等高危领域赔付压力突出，叠加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上调、医疗费用通胀等因素，部分高风险业务出现保费与赔付“倒挂”；工程险则呈现保费增速下滑、赔款高增的态势，承保亏损问题持续显现，成为非车险中经营压力较大的业务线。

此前非车险费用率长期处于高位，部分激进险种费用率曾超40%；同时极端天气频发、产业事故增多，叠加医疗费用通胀、赔偿标准提高等因素，导致赔付波动难以控制。

换句话说，非车险在规模扩张的表象下，已经呈现出无法忽视的结构性失衡。

第三次“报行合一”，由此成为必然选择。

若把车险综合改革视为保险业费用治理与价格体系重建的起点，那么非车险的报行合一，意味着监管对财险公司全业务链的费用、定价、渠道的统一化约束已经完成三角闭环。

其核心机制，与车险综合改革与寿险报行合一一脉相承，要求均为保险公司报备的费率、手续费、佣金必须与实际执行完全一致，严禁“报低行高”、变相返佣，以及通过虚列费用、特别约定等方式分拆费用、突破备案标准。同时，手续费上限已按公司规模差异化明确细化，进一步压实合规底线。

监管对违规行为的约束已无模糊空间，违规成本显著提高，处罚措施涵盖暂停相关业务、高额罚款、高管问责等，形成多层次、强刚性的监管震慑，推动行业从“高费用换规模”向合规经营、价值增长转型。

头部险企对这一轮改革的准备动作，几乎在文件发布前就已经启动。

人保（601319.SH）对外表示，公司已将落实非车险“报行合一”作为2025年重要工作任务。在公司层面，成立非车险“报行合一”工作专班，建立集团指导、子公司总部统筹、分支机构协同的工作机制，专项推进该项工作；行业层面，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指导下，协同主要主体在山东、云南等区域推进“见费出单”。

预先启动非车险产品改造中，中国人保对现有非车险产品和条款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性评估，率先启动企财险、雇主责任险和安责险产品改造与定价模型升级，从源头保障符合“报行合一”的政策要求。

和平安、太保在同一时期开展的动作类似，三家公司的调整节奏明显快于行业平均水平。

车险改革的核心在于费用压降、费率浮动范围调整以及价格体系重建，而这一次非车险改革，同样落点在统一费用约束与费率规则的重新确立，只不过涉及险种更广、渠道依赖度更强、赔付结构更复杂。

新规要求主险精算报告和附加险备案材料应明确列示预定附加费率、平均手续费率和逐单手续费率上限，工作指引进一步明确在预定附加费率方面，大公司和中小公司分别设置30%和35%的上限；在平均手续费率、逐单手续费率方面，大公司（非车险行业前三）、中型公司（4-8名）和小公司（8名之后）分别设置14%、16%、18%的上限。其中，由于安责险需考虑事故预防服务费，预定附加费率可适当上浮。

手续费上限按公司规模进行分层，有助于平缓市场转型冲击，但对头部公司的影响明显更具正向性。

此前非车险市场，长期存在中小公司靠高手续费“以价换量”抢业务的乱象，若直接统一设置低手续费上限，大量依赖高佣金获客的中小公司可能瞬间失去业务支撑，引发保费大幅下滑、机构退场等剧烈波动。

而分层规则，给了中小公司更高的手续费缓冲空间，使其能逐步调整获客模式，避免因成本约束突然收紧而集中退出市场。同时，共保业务“就低不就高”的补充原则，进一步防范了部分公司钻空子恶性竞争，保障了市场过渡的平稳性，最大程度减少全行业转型的震荡。

2025年前三季度人保、太保（601601.SH）、平安（601318.SH）三家非车险保费已达到57.1%，其中，人保今年前三季度非车险保费为2230.63亿元，同比增长3.8%。

未来一年，CR3的行业集中度继续上升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因为，头部三家依托直销渠道、大客户资源和定价模型优势，在费用透明化后，品牌和服务竞争力进一步凸显；而监管构建的综合费用率等四项指标监管体系，会进一步挤压中小公司的违规空间。叠加中小公司目前的被动收缩态势，未来一年非车险市场“强者恒强”的格局会加剧。

若仅从市场份额讨论行业演变，这一轮改革的深度并不充分。更关键的变量在于利润弹性。费用端的下降，能够为头部公司带来的利润改善极为可观，尤其在人保、太保这样非车险业务占比高、规模大的公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保财险总裁于泽在2024年业绩发布会上提到，从车险报行合一经验来看，费用率会明显下降。2024年，车险综合费用率（旧准则）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如果非车险报行合一顺利推进，预计先期能推动费用率降低1个百分点左右。

综合费用率是衡量财险公司渠道、管理等运营成本的核心指标，其高低直接影响综合成本率，进而关联业务盈利空间。

假设非车险报行合一能够让承保亏损的主要险种扭亏为盈，有券商分析师测算，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和平安财险基于2024年的整体综合成本率，分别有望下降0.9、0.8和0.2个百分点，整体承保利润有望提高76%、58%和16%，税前利润有望提高11%、16%和5%。

对比看，人保财险和太保财险相对来说受益或较大。企财险和责任险是财险业务中盈利能力较差、保费占比较高的险种，2024年人保和太保的企财险和责任险均处于亏损状态，而平安的企财险在过去几年常年保持盈利，因此平安财险受非车险报行合一的影响或相对较小。

若考虑本轮改革可能带来明显的综合下降幅度，这一弹性将倍数放大。结合车险综合改革后的经验，商车险产品附加费用率上限从35%下调至25%，带来综合成本率改善4个-5个百分点，已足够扭转行业局面。

改革前，车险市场因“高手续费、高定价”的无序竞争，长期处于承保微亏或盈亏平衡的边缘。改革后，费用端的压降对冲了赔付率的波动，头部险企车险业务率先实现稳定承保盈利，随后全行业逐步进入盈利常态化阶段，2024年人保、平安、太保三家财险公司的车险综合成本率均实现承保盈利。

监管第三次实施“报行合一”，由此成为行业重新洗牌的分水岭。2026年非车险利润能否触底回升，行业集中度将走到何种程度，中小险企是否能够在新规则下找到生存路径，仍需时间检验。

但可以确定的是，行业已经无法回到依赖费用驱动增长的时代，而头部公司在提前进入第二增长曲线的布局中，也把握住了新一轮竞争格局形成的关键窗口。（阿尔法工场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