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律师取现被盘问用途”事件引发热议，恰逢央行等三部门推进取消“个人存取款5万元以上登记用途”规定的政策调整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于近日以储户身份致电国内多地银行，发现被咨询的几家银行标准有所差异，但在取现时均会询问资金用途。

“现在公安局要求超过1万元客户扫码登记，超过2万元还要加柜面手工登记。”一位国有大行业务主管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对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语的取现行为，银行会进一步询问，并设置了“反诈扫码确认”环节，让客户直接查看警方风险提示。

“客户取现时按诈骗团伙教的方法应对询问，钱取走被骗了，责任却要我们担。”上述国有大行业务主管向记者道出了银行一线风控人员的普遍困境。

他呼吁，当“守钱袋子”的银行被部分储户视为“麻烦”时，这场关乎“取款自由”与“资金安全”的拉锯战，亟待更明晰的规则来破局。

“需要注意的是，‘取款自由’并非绝对权利，而是受金融监管义务约束的相对自由。”某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告诉记者，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金融机构与储户共同关注的议题。

从政策松绑到实操紧绷的争议漩涡

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规定，最初计划于2022年3月1日起实施，依据是当时监管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2025年8月，央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取消执行仅三年的“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规定。这一调整被视为对2022年政策的优化，旨在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

然而，政策尚未正式落地，部分银行基于现有风控要求，仍延续了对大额取现的审核流程。

近期引发关注的律师取现案例，反映了部分储户对取款流程的疑虑。11月5日，律师周筱赟在中国建设银行山东东营支行取现不足5万元时，被柜员要求说明具体用途，甚至被追问历史转账记录。因未配合核查，银行声称已联系反诈中心出警。尽管事件最终以“未出警”收场，但该经历经社交媒体发酵后，迅速掀起对银行权限越界的质疑。

此类情况在现行风控体系中并不罕见。据每经记者了解，银行对5万元以上取现普遍采取预约制，并要求说明用途。多位银行从业者表示，这些流程是反诈工作的常规环节。

一位银行一线业务人员向记者表示，询问取款用途、核对流水等流程，主要是为了识别潜在风险交易，保护储户资金安全。

“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诈骗案例，每一步核实都是在为客户的‘钱袋子’加一道锁。”西部地区某股份行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现金交易难以追踪，易被犯罪分子利用。银行若未尽核查义务，可能被追责。

“被客户起诉的那个支行问得细致，可能是该行被处理过。多问一句总比摊上事好。”前述大行业务主管解释道，“流水涉案多半是帮犯罪分子过渡资金，但更多人其实是取自己的钱被骗。我们询问用途，主要是怕客户被骗。”

政策层面放宽与实操层面收紧的鲜明反差，反映出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反诈压力下的两难处境。

为何政策解禁后银行仍“加码”审核？

银行严控现金交易的逻辑，根植于近年电信诈骗与跨境赌博的高发态势。公安部数据显示，2024年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9.4万起。在此背景下，2022年《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强化警银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取消5万元登记用途的规定，本质是推行风险分级管理，将资源集中于更高风险领域。但政策在基层落实需要过渡期。“政策意图是精准打击犯罪，而非限制普通金融活动。”分析人士表示。

为何在政策松绑背景下，银行却仍然未放松审核标准？

一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深层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与风险责任的错配。

他表示，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反诈考核日趋严格，银行若未能拦截涉案资金，可能面临约谈、业务暂停等处罚；反之，过度审核却鲜被问责。这种“多做不错、少做多错”的机制，促使银行采取防御性风控措施。

“有时候银行也很崩溃，取出去的钱被骗了，真的会被追责。”前述大行业务主管对记者无奈表示，“每天都是靠心中的正义感来推动这项工作。”

“被洗脑不深的客户还能劝回，但被洗脑严重的客户会给你编得一套一套的，我们也只能尽职免责。”该主管对记者坦言，银行员工常需凭借经验判断，“对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语的取现行为，会进一步询问”。

“特别是对老年人或突发大额取现的客户，多问一句可能就能避免一起诈骗。”西部地区一位股份行工作人员坦言。

这种看似繁琐的流程，实则是责任倒逼下的选择。据记者了解，某银行员工就曾因客户涉诈而被罚款7000元。

“我们行也出现过，员工没有做好取现用途的询问，客户被骗后报案了，最后员工被罚款了。”该主管对记者透露。

由此看来，银行基层一线更倾向采取"安全系数更高"的普适性审核，并不难理解。

取款时问询资金用途？各地银行执行不一

近日，每经记者致电国内多地银行，发现接受咨询的银行办理取现的业务流程有所差异，不过在取现时均会询问资金用途。

工商银行广州一支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取5万元以内现金无需预约，持银行卡和身份证到柜台办理即可；但若账户在48小时内有入账，办理业务时可能需要额外核实资金来源。

中国银行桂林一支行表示，取款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即可办理，工作人员会例行询问资金用途以防范诈骗，仅为提醒客户确认自身操作安全。“只有在账户被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下，才需要按要求提供额外材料。”该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取现较少见，通常转账即可满足需求，取现行为容易与诈骗关联，因此银行增加问询环节以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招商银行长沙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支行这片区域属于电诈高发地区，银行因反诈要求，需要核实资金来源及用途。若客户选择大额取现，银行需与公安机关联网核查，信息不清晰时可能触发出警核实。“一般正常用途很少用到大额取现，转账的话流程就很简单，因为转账可以追溯，现金交易没法溯源。”

浦发银行合肥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取款5万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预约确保库存现金足够。取款时工作人员会对取款用途进行口头询问，无其他额外审查要求。

民生银行上海一支行表示，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进行预约，带上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

光大银行深圳一支行表示，5万元以内当天就可以去，5万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取款就问一下用途，正常说一下就行”。

中信银行北京一支行工作人员表示，取款超过5万元会由公安来进行防诈宣讲；5万元以内是否需要核查取决于系统提示，涉及大数据抓取。客户只需携带银行卡和身份证即可办理。

如何平衡安全与便利？

争议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权力边界的界定。法律层面，《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取款自由”原则，而《反洗钱法》第三十条亦要求风控措施“与洗钱风险状况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取款自由’并非绝对权利，而是受金融监管义务约束的相对自由。”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确实保障储户的取款自由，但该自由的前提是交易合法、身份真实、资金来源合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依法负有反洗钱、反诈等法定义务，当某笔取款或账户行为被系统识别为“可疑”时，银行有权也有义务进行必要核查。此时的“自由”并不意味着银行必须无条件放行，而是在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后，若风险排除，即应恢复自由支取。

如何在风险防控与服务优化间寻求平衡？业内人士认为，需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储户的共同参与。

其一，统一执行标准，杜绝层层加码。当前，各地银行审核尺度存在差异。部分银行仅需预约，而部分银行则需核查流水、用途甚至历史交易情况。业内应明确风控触发条件，如交易频次、账户异常等，而非简单以金额为界。例如，对账户进行动态评级，避免无差别审核。

“三四万元以内说自用消费通常就记录通过，关键是识别真正风险点。”前述国有大行业务主管表示。

其二，技术赋能替代人工干预。多家银行已试点智能风控系统，通过交易行为来分析识别可疑账户。例如，对长期休眠账户突然大额取现、多账户集中向少数账户转账等模式进行自动预警，减少对正常交易的干扰。

其三，深化公众沟通与权责教育。银行需明确告知储户审核的法律依据及反诈目的，而非简单以“规定”搪塞。同时，司法机关、监管部门可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案例宣传，例如揭示诈骗分子利用现金取款洗钱的常见手法，以提升公众对合规审核的接受度。

其四，完善警银协作机制。例如，公安机关与银行建立并完善更高效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

“反诈工作要互相配合，现在我们为了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在努力，部分储户却不理解。”前述业务主管呼吁加强社会认知。目前公安机关与银行正在完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让合规交易快速通行。同时，多家银行在网点设置“反诈扫码确认”环节，让客户直接查看警方风险提示。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精准的风控策略、清晰的法律边界与透明的公众沟通，才能让“取款自由”真正回归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