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当地时间，2026年7月4日，是美国立国250周年。

177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机，北美发表《独立宣言》。美国人将《独立宣言》发表之日，确立为美国的立国日。

在立国169年后，这个“年轻”的国家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二战后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主导者，至今仍在经济、军事、科技、金融、货币、高等教育和国家治理方面保持领先优势，同时还在当下这场AI革命中扮演发起者和引领者角色。

不过，美国正在面临社会撕裂、政治分裂、债务困境、贫富分化、治理倒退、欧洲盟友衰落与国际秩序崩坏等诸多挑战，以及来自中国的非对称冲击。在立国250年之际，美国需要处理三大难题：美利坚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美利坚社会民情与意识危机之间的关系、美利坚宪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本文探索三个问题：美国从何而来、因何而起、通往何处。

本文逻辑

一、精英立国与都铎制度

二、社会繁荣与国家能力

三、国际秩序与美国未来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精英立国与都铎制度

美国的立国是独一无二的。

美国，由净土立国、战争立国、精英立国，三合一。

净土立国，并非指北美无原住民，而是从国家统治的历史角度来看，欧洲、亚洲国家普遍由传统王权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没有经历过本土的王权专制，没有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美国人对王权专制不如法国人般极端憎恨，对民主与自由也不如法国人般盲目崇拜，对二者保留了更多谨慎与理性。

托克维尔（1840）当年来到美国，感受到这里的民情与欧洲迥异，他们天生是平等的、自治的和独立自主的。托克维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何美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热烈追逐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托克维尔的观点是，美国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拥有良好的自治传统，一开始就是自己管理公共事务。

战争创造国家（Charles Tilly，1975），战争立国颇为常见，但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北美独立战争，不是对他国的战争，也不是内部的战争，而是一场与宗主国的战争。

北美的宗主国是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统治最开明的大国。亚当·斯密（1776）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就批评英国统治者在北美每年耗资数百万英镑，主张与之发展自由贸易。1775年，即《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富兰克林在伦敦和斯密见过面，还看过《国富论》部分手稿。

与宗主国的这场战争，也是惨烈的，但是没有留下太大的历史负担。历史上，通过对他国的血战赢得国家独立，国民容易困囿于狭隘民族主义之中。通过对内部的恶战赢得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往往也一同被俘获。而美国是幸运的，不仅赢得了战争，还继承了宗主国的制度“基因”。

美洲，不乏净土立国、战争立国，而美国最珍贵的是精英立国。每个国家的开国者、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是精英，但是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精英密度极高，当时美国涌现了一群拥有英国现代文明思想的精英，如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等。

这是美国与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立国的重要区别。历史上，在传统国家崩溃之际，民众尚未充分觉醒，精英集团乘机击溃王权，进而俘获国家权力，导致民族宪政国家建构失败或残缺。这种历史悲剧并不鲜见。

但是，美国的立国者没有这一选项。关于是否要建立一个合众国、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立国者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充分讨论，这些文章后来出版成《联邦党人文集》。关于要设计一部怎么样的宪法，立国者们与各州代表在费城进行了充分辩论。1787年，55名代表参会，最终39人签字，确立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主权国家的成文宪法。费城制宪会议的会议记录后来出版成《辩论》。

净土立国、战争立国、精英立国，缔造了美国的特殊性，即从立国开始便建立了现代文明秩序的基石——宪政国家。虽然当时美国宪法并不完善，但其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坚定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不需要像许多传统国家那样历经艰难的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来勉强触碰到。其灵魂，就是《独立宣言》的正文第一句话：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译为：

“吾人认为此理不证自明：人皆受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以若干不可移之权，即生命、自由、与求幸福之权利。”

这就是美国精神，它遵循上帝法和自然法，以及约翰·洛克的思想，美国宪法以此为准则来构建。宪法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配，翻看美国宪法似乎与他国宪法并无二致。关键差异在于，美国宪法约束政府的公共权力，保护国民的个人权利，而有些则不然。

以上帝之手建立一套集体行动之基本法，这是人类集体行动之最大障碍，也是现代国家最大的难题。但在北美这块土地上，这55名代表制宪代表借上帝之手，完成了这一创举，我更愿意用历史的偶然事件来理解。

美国人从立国立宪开始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叙事，在之后150年逐渐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秩序：宪政国家、共和体制、联邦自治、民主政治、自由市场、公民社会。

如何评价美国的国家制度？

共和、宪政、三权分立和联邦自治是伟大创举，是美国繁荣与文明的基石。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如果问：美国制度存在哪些缺陷？我想，这是关注美国前途的人更该关心的问题。

福山（2011）使用法治、责任制政府、国家建构三角平衡来评价国家制度。在他看来，英国是最理想的，美国是失衡的。福山（2014）认为，美国法治有余，法治高于政府；问责过度，削弱政府，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建构发育不良，行政分裂、被司法篡夺，导致政治依附、政治衰败。为何？

在福山及其老师亨廷顿看来，美国的制度是古老的、都铎式的。亨廷顿（1968）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二章中专门比较了美国与欧洲的制度，分析美国的政治具有都铎特性，“美国是新社会，但是个旧国家”。

所谓都铎特性，就是普通法至上与地方高度自治。“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英国后来还做了一系列改革，制度更加现代，而美国显得更加古老。

在立国之际，不少人对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统一军队还存疑，杰斐逊派强烈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则苦苦相劝。立国之初，联邦政府背负着独立战争留下的所有债务，而征税权却有限。后来，多亏西进运动，靠出售土地、搞土地财政，联邦政府得以翻身。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才逐渐补齐短板，建立较强的国家组织能力。但是，都铎特性的古老制度，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长期陷入挣扎，参考当下的特朗普。

这个观点或许多数人相左，且容易引起误解，也常被人滥用。

既然如此，美国因何而强大？

社会繁荣与国家能力

美国经济崛起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65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其中，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二战后，美国再接再厉，取代英国开始领导世界，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什么缔造了美国？是人，还是制度？

很多人说，移民者缔造了美国，“美国梦”缔造了美国。那么，移民者为何选择美国？

亨廷顿（1968）在其书中写道：“美国政体没有参考价值，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在历史上，外国人总是发现美国社会比美国政体更有吸引力。”

答案正是美国社会。

其实，古老的都铎式制度根植于北美大陆，法治有余、问责过度、高度自治削弱了国家建构能力的同时缔造了平等、自由、宽松、包容、繁荣与具有吸引力的社会。

托克维尔（1840）观察美国民情时提出疑问，“为何美国人比其先祖英国人更喜好一般观念？”托克维尔所讲的一般观念主要指的是平等观念，美国人平等观念根植于灵魂——与托克维尔所经历的从贵族切换到民主时代的欧洲不同。他们每个人是相互独立的、平等的，他们视野开阔、雄心勃勃、渴望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他们过于务实与活跃。

奥尔森的分利联盟（既得利益集团）理论也能够解释。奥尔森（1965、1982）认为，战争对德国、日本原有分利联盟的破坏，是这些国家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在北美大陆上，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以大型农场主为核心的分利联盟被摧毁，平等的生产力席卷狂野的西部。这对当时渴望摆脱身份约束的欧洲人、苦难的亚洲人，极具吸引力。

今日，一般观念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平等不再是美国的独有特征，美国社会的吸引力何在？宽松、包容？多元、自由？我认为是竞争性。

美国社会的竞争性源自亨廷顿、福山所批评的都铎式制度。美国政治高度自治，总统权力难下州，相比欧洲，联邦政府的管制要少得多。同时，美国各州之间竞争充分。西弗吉尼亚、犹他州保守，你不喜欢，但可以去加州。反过来说，你无法忍受纽约的进步主义，希望捍卫美国的传统秩序，可以选择去红州。

美国这种社会吸引了全球来自不同国家、种族、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人加盟，始终保持着人口增长、经济活力与不竭的创造力。今日美国的技术与商业领袖，马斯克来自南非，黄仁勋来自中国台湾，硅谷大厂不少工程师和高管来自中国和印度。不是北美人缔造了美国，而是世界移民者缔造了这个国家。

社会繁荣，而非国家能力，造就经济繁荣。

美国经济崛起的归因，与东亚国家迥异。东亚之日韩中都是传统国家、转型经济体，缺乏移民支持、多元文化，其经济崛起，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势政府主导。政府控制、集中、引导社会资源投资出口制造业，相当程度上是牺牲社会繁荣与消费福利，东亚国家的消费占比都偏低。很多人将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强势政府、有为政府，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导的结论。东亚经济崛起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原因是出色的国家能力——这与美国截然相反。国家能力，包含专业高效的行政能力，但超越政府的范畴。

美国的社会繁荣造就经济繁荣，能够解释1865-1928年期间的经济崛起。期间，美国经历了著名的镀金时代。“镀金时代”一词出自马克·吐温的小说《The Gilded Age》。“Gilded”不是真金，是镀金，马克·吐温借此讽刺经济狂飙下的政府腐败、政治分肥、贫富撕裂。

在镀金时代，共和党主导白宫长达40多年，卡内基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与共和党利益高度绑定。以至于，很多人将共和党贴上“资本家政党”的标签。时至今日，共和党的主要票仓依然是传统工业、石油、商业银行。

其实，当时两党都与商人勾结，政治均腐败不堪。到了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大量依附于政治的分利联盟，包括各种游说集团、军工复合体、工会、农会势力，破坏了原有的平等竞争社会。

福山（2014）将美国19世纪后期的政治庇护主义、依附政治归因于其都铎式制度。他认为，国家建构发育不良，成为政治庇护主义的温床，利益集团通过捐款和游说有效买通政客。福山判断，从杰克逊时代开始，美国缔造者的世袭精英政治分赃体制转变成为大众庇佑制。

历史上，不少国家的经济兴起终结于庇护主义和分利联盟，不过美国展现了其制度的弹性。美国人试用其擅长的法治加以修正，1883年彭德尔顿法确立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律师出身的克利夫兰总统（1885–1889、1893–1897）强推文官制度改革，扩大民主选举范围。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刺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接任者老罗斯福大力实施反垄断，暴力打击摩根等财团。以至于，美国才得以重生。

问题是，如果美国是都铎式制度，国家建构能力先天不足，何以在二战后领导全世界？

其实，美国的国家建构能力在历史上不断地改善。这一能力的改进，早期归功于第一财长汉密尔顿、赢得南北战争的林肯，以及关键时期扭转局势的克利夫兰和老罗斯福，再就是二战期间力挽狂澜的小罗斯福。

从老罗斯福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已从小政府、放任主义转向大政府、干预主义。美联储也在马里纳·埃克尔斯领导下从清算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

领导盟军打赢二战的美国政府，已具备很强的国家建构能力。但是，受制于内部都铎式制度约束，美国政府的国家建构能力更多体现在外部的国际秩序建设上。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构建了雅尔塔体系（国际政治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以及后来的北约军事联盟，为全球提供‌公共用品。这一国际秩序，所主张与捍卫的民族自决、国际协商、自由贸易，优于大英帝国时代。

如果说国家建构能力能够解释东亚经济崛起，那么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建构能够解释其二战后到2007年的经济景气，及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与科技的领导力。

如果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那么特朗普为何要破坏这一秩序？

国际秩序与美国未来

今日的美国所遭遇的挑战，诸如社会撕裂、政治分裂、贫富分化、债务困境、治理倒退等，历史上是否遇到过？

有的，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如二战时期美国在东线（日本）和西线（德国）同时作战，19世纪末社会撕裂更严重，大萧条时期经济更凶险。但是，在立国250年之际，美国正面临昔日未曾遇到过的挑战，主要有三：美利坚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美利坚社会民情与意识危机之间的关系、美利坚宪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一个“全球化国家”，最接近市场契约型国家。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但如今美国深陷经济全球化泥潭。为何？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是一组矛盾，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强民众收入和消费福利，但会吞噬国家主权，摧毁国家建构能力。当国际关系从全球化回调到国家竞争，欧美国家的国家建构能力、经济力量被深度全球化削弱，便感到坐立不安。

作为全球秩序的维护者，美国面临最大的麻烦是全球公共用品费用不堪重负。

金德尔伯格（1973）认为，霸权国（慎用“霸权”）和新兴国不愿意承担国际公共用品导致国际动荡。罗伯特·吉尔平（1981）提出霸权必衰论，霸权国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吃暗亏。美国承担国际公共用品的大部分费用（如军费），他国（欧洲、亚洲）“搭便车”分摊其中收益。另外，由于信息具有外溢性，新兴国可以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创新追赶霸权国。所以，铁打的地球，流水的霸权；谁当谁倒霉，这是霸权国宿命。

美利坚社会民情还面临意识危机。何为意识危机？三观模糊，是非不分，价值迷失，泛化自由，盲目平等，认知低幼化，行为搭便车，奋斗精神消亡。表现为过分要求社会保障，纵容非法移民和犯罪，同情恐怖主义，支持危及国家安全组织等。

美国联邦政府认为欧洲的核心问题在于精神危机。同样的危机，也出现在部分美国人身上。如上述当年托克维尔到访美国时，看到美国社会民情充满向上的力量。但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在长期和平繁荣富庶的环境中逐渐失去警惕之心与竞争意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沦为尼采所说的“末人”。福山（1989、1992）在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也借尼采的预言提出了“最后的人”的警告。这是价值存在危机，也是意识堕落危机。

美国，生于移民，成于移民，困于移民——这也是全球化的问题之一。人改变制度，还是制度改变人？

过去200多年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出色之处在于，不仅能够吸纳不同的移民者，还能让一代又一代移民者遵守、完善美国的制度。制度是国家繁荣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同样的制度，对另外一波人未必有效。如今，由于精神危机、意识堕落，加上近些年数千万非法移民涌入，相当部分人试图改变美国的制度传统。

在欧洲衰落之际，美国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美国与苏联是两个独立的体系，本质上是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美国坚持到了最后。如今的中国不是苏联，其体制极为特殊。对美国来说，中国是非对称的冲击。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较大，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体制，不论是现实的状态，还是在假设特定条件下，中国都是美国最重要的挑战者、竞争者，同时也是无法剥离、忽视的合作者。

中国与欧洲、美国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美国希望经济、社会、产业、消费、生活全面发展，堕落的欧洲以生活、环境、福利、均等为先，不惜削弱经济与科技，中国则是毕其功于一役，集中资源投资产能——全面廉价高效的产能。中国与欧洲是两个极端，当我们在讨论欧洲问题时很容易被曲解为中国的正确性。

预计，未来三十年，那些无法借助AI与中国拉开技术代差的国家，如欧洲，其产业都将被中国产能全面击溃。即便是无人工厂时代，中国产能对全球仍构成全面压制。而产业被击溃之后，其国家制度、政治结构、社会民情也将全面倒退。这将是21世纪最大的国际危机。

担忧美国的未来，实则担忧自身的未来。在美国立国250年之际，我们讨论美国的未来，50年后美国还好吗？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你对美国的制度，还有信心吗？这个问题分歧不小，而更大的分歧是，特朗普上台/再度上台，说明美国制度起到修正作用，还是美国制度发生倒退？

当今，人们在讨论国际秩序崩坏时，首先归因于美国的衰落。实际上，主要问题在欧洲。2008年之前，欧洲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如今只有美国的60%。欧洲的衰落导致美国独木难支，导致大西洋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国际权力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无力单独修正当前国际贸易中的失衡问题，如无形关税居高不下、劳动力无法自由流通等，难以捍卫国际贸易的公正性，甚至采取相反的做法。

特朗普试图重构美国的国家建构能力，重振国内制造业和高科技。但是，今年，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等一系列政策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美国当前的问题，正是福山所说的都铎式缺陷，法治有余、问责过度、高度自治与对大政府的警惕捆住了联邦政府的手脚，包括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特朗普所做的正是福山所主张的，但有意思的是，福山极其讨厌、坚决反对特朗普。我对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治感到悲观，对经济感到乐观。

未来，欧洲衰落，东亚崛起，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美国-东亚）。美国凭借AI、半导体、航空航天和金融优势依然能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世界将进入G2时代，基于国家理性与政治承认（福山，1989、2018），美国将与中国保持竞合关系，二者重新协商并修订国际秩序，分担全球公共用品费用与责任。

下一个250年，你们将在火星上建立怎么样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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