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丨花朵财经观察（FF-Finance）

撰文丨华见

最近，一则小红书帖子近期引发全网热议：一位拥有华五本、QS前50博士学历的浙江某高校副教授，因入职五年后考核未通过，从教学科研岗转岗为校园保安。

更具戏剧性的是，她透露保安岗位工资到手比此前副教授月薪还高了800元。

这事儿看着有点荒唐，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科研教育体系里的不少问题：“非升即走”制度执行走样、“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标准、科研人员日子不好过和国家科技进步之间的矛盾。

透过这个具体案例，我们更该理性看看中国科研圈子的现状——不用否定成绩，也别回避问题，关键是搞懂这背后的发展逻辑。

PART.01

评价体系的失衡

这位副教授的经历不是独一份，她遇到的难题，很多高校科研岗的人都感同身受，每个细节都戳中了年轻科研人员的痛处。

根据她的“爆料”，入职时，学校给的条件听着很诱人：不用做博士后，直接引进当副教授，给50万安家费、一入职就有编制，还承诺“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

可真入职后，情况就变了：50万安家费要分10年发，还得签8到10年的服务协议，要是中途辞职，得把钱全额还回去。实际每个月到手就4000块左右，年终绩效也不到6000块。很多网友称：“在杭州这样的城市，这点收入连维持基本生活都费劲。”

事实上，核心问题在于考核。虽说没有“非升即走”的规定，但学校还是设了“五年大考”，没通过就得转到后勤岗。

她既要上不少课，还得完成不低的科研指标，加上时不时的行政杂事占了不少时间——这种“三头忙不过来”的状态，不少高校教师天天都在经历，最后考核没过转成保安。

类似的事儿在高校里还有不少。

中部一所211高校的副研究员刘明，入职时带着1篇大子刊论文、2篇一区论文的硬实力，可3年考核期里没拿到项目，结果80万安家费扣完税实际到手只剩不到8万，还因为违约赔了14万，最后还是靠老院长帮忙，才转到学院的仪器平台做管理，每个月工资不到8000块。

34岁的特聘研究员王淼淼更无奈，每周要上20节课，连做科研的时间都挤不出来，长期焦虑之下查出了肠道肿瘤，病好后才下定决心离开学术圈，去药企做了技术顾问。

这些个案的共性，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前高校评价体系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失衡。

即便标注为“教学岗”的教师，职称评定也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导致“教得好不如写得好”“课上得再好，没论文也白搭”的现象普遍存在。

教学成了“副业”，科研成了“硬指标”，而行政事务又像“额外负担”，最终让很多教师陷入“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的困境。

PART.02

724万人的队伍，撑起科技进步

有人拿这个案例说“科研人员太多了”“科研人员不值钱”，其实这是对中国科研圈子的片面看法。

如果把目光从个人放到整体，会发现另一番景象：中国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连续12年全世界第一，这支庞大的队伍，正是中国科技能进步的核心支撑。

根据科技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按全时工作量折算）有724万人年。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全球每4个研发人员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另外，英伟达CEO黄仁勋还提到：全球一半AI人才是中国人。

从改革开放初期“缺人才”到现在“数量全球第一”，中国用了四十多年，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研发人才队伍。

这支队伍的实力，已经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里。“天宫”空间站持续在太空运行、“嫦娥”“玉兔”探索月球、“奋斗者”号深潜马里亚纳海沟、高铁里程突破4万公里、5G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这些“大国重器”和改善民生的科技突破，背后都是几百万科研人员一步步攻关的结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支队伍的结构还在不断优化。“十四五”以来，做基础研究的人才从2021年的47.2万人年增加到2023年的57.5万人年；高被引科学家（被引文献次数很多的科学家）数量从2021年的935人次涨到2024年的1405人次，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

而年轻科研人员更是成了主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45岁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占了4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的项目由45岁以下的人承担，像“嫦娥”探月、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团队，平均年龄甚至不到35岁。

PART.03

个案值得同情，但需理性看待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关键问题：“为啥感觉中国很多科研人员水平一般，可中国科技进步又快又强？”答案其实藏在“靠基数选人才”里。

科技要进步，得有“庞大的基数”才能选出“顶尖人才”。科研不是“一个精英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一起协作”。就像培育好种子，得先种上上万颗，才能选出几株抗病虫害、产量高的品种。

中国724万人的研发队伍，本质上就是为科技突破建的“人才蓄水池”——就算只有1%的人能做出顶尖成果，也需要有7万名高水平科研人员支撑，这个数量比很多国家的研发人员总数还多。

放眼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状态，美国、德国、日本等皆如此。

近年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和成果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那些看着“水平一般”的研究，其实也在为创新打基础。比如材料科学领域，90%的论文都是在优化现有材料的参数，可正是这些“小改进”，最后才促成了石墨烯、高温超导材料这样的“大突破”。

生物医学领域，很多重复实验看着像“白费劲”，却为mRNA疫苗、CAR-T疗法这些颠覆性技术积累了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早期不少“跟风”的研究，也为后来的ChatGPT、大模型技术铺了路。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突破。

目前，中国正从“科技大国”往“科技强国”转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速度”和“质量”暂时不匹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发展中的阵痛”。

比如之前“只看论文”的评价标准，一开始是为了快速提升科研人员的学术眼界，现在已经在调整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搞“去帽子化”改革，高校试点“分类评价”，不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科研经费“包干制”、“揭榜挂帅”这些新方式，也在让科研人员更专注解决实际问题。

那位从副教授转岗当保安的老师，她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更该把这事儿当成“改革的警示”。

如果考核制度得更灵活，给科研人员“试错的空间”；评价标准得更多元，不能只看论文数量；保障机制得更完善，让科研人员“不用为生活操心”。那高校教师的“幸福指数”是不是会高一些？

事实上，这样的调整已经在推进了——从2024年开始，不少高校取消了“非升即走”的“一刀切”政策，改成“长聘+短聘”结合；有些省份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把安家费的发放时间缩短到3到5年。

看中国的科研圈子，不能只盯着“副教授转保安”这样的个案，也不能忽视“低质量论文”这样的问题，但更要看到724万研发人员的韧性，看到“天宫”“嫦娥”背后的创新活力，看到评价体系不断优化的努力。

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儿，而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过程。

就像经济转型需要时间，科研体系的完善也得有耐心。等我们的研发队伍从“数量多”变成“质量高”，评价体系从“看论文”变成“看成果”，科研人员能安下心来搞研究，中国科技才能真正从“跟着别人跑”变成“领着别人跑”。

而那位转岗保安的副教授的故事，或许会成为这段转型期里，一个值得记住的“警示信号”——它提醒我们，科技进步的最终目的，不只是造出“大国重器”，更要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得到尊重，实现自己的价值。

*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