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调整到市场反馈，银行业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的核心命题或从化解母行不良资产，转向股权投资。

日前，招商银行宣布预备发起的招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下称“招银投资”）已获得监管筹建批复。

作为全资子公司的招银投资牌照获批后，招行正式成为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后，第三家持有AIC牌照的股份行。

更多股份行的入场，对应着2024年以来AIC定位的悄变。

2024年9月，金融监管总局将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18个城市；

今年3月，试点范围由城市辐射至所在省份，监管更是明确支持银行、险资设立AIC，并将AIC表内资金股权投资上限，由总资产4%提升至10%。

落地仅4个月时间，股份行中规模最大的招行、中信银行与兴业银行均已揽获AIC牌照。

另据信风统计，2025年以来5家国有大行AIC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基金数量，已超越2018年以来的历年水平。

种种变化印证着，AIC作为银行业打开股权投资等混业通路的踏板，正逐渐登上更大的舞台。

“零售之王”拓土

虽然牌照姗姗来迟，但巨量的注册资金仍体现出招行对这枚AIC牌照的重视。

招银投资将成为招行一级子公司，150亿元的注册资金不仅高于股份行同业设立的兴业投资、中信投资，即便比之五大行AIC亦不遑多让，仅次于“宇宙行”工行。

年初监管支持商业银行设立AIC之时，招行行长王良就曾表态，扩容政策有利提升银行在股权直投、投贷联动业务上的综合化服务能力。

《商业银行法》要求下，银行的股权直接投资有严格限制；

但实际展业过程中，银行并非没有开展股权投资的需求，毕竟成为股东后除了分红与退出时的收益外，还可能将企业的供应链结算、员工代发等业务收入麾下，提高中收。

不具备AIC牌照的情况下，银行想从事股权投资只能由理财子发行私募理财产品募资，间接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或基金；再或绕道境外，通过持牌子公司投资境内资产。

招行先前对于股权投资的尝试，是通过香港子公司招银国际的私募资管业务间接进行。

2024年，招银国际的境外私募股权产品中共有4个投资项目成功上市并退出；境内亦有4个项目成功IPO。

王良坦言，招行层通过招银国际在股权投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招行如今表示，AIC的设立有助于专业化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及股权投资试点，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融资支持，提升综合化经营能力。

可见AIC虽同样具有化债功能，但招行申请牌照之所图，或更多在于补足股权投资能力，丰富投行业务，进而发挥母行信贷资源的协同效能。

未来，招银投资的团队主力或来自招银国际；投资银行部、战略客户部（私募股权团队）、资产负债部（投资管理团队）等多个总行部门也将直接参与。

招行内部对招引投资亦有较高热情，团队搭建或采取内部竞聘形式。

从化险到投资

AIC的初始设定是纯粹的大行债转股工具，其设立初衷在于化解大行在次贷危机后积累的资产质量风险。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去杠杆纳入重点任务；一年后作为化债转股实体的AIC诞生，用于承接母行不良债权、实现风险隔离。

尽管距离AIC机构进入金融市场已近十年，但2024年以前，业务始终限制在债转股和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范围内，仅可在上海进行非债转股的纯股权投资试点；

全行业AIC牌照数量也不过寥寥五张，对应着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行。

对于彼时债务高企的国企，AIC的化险作用显著。

例如某钢铁国企通过工银投资的债转股操作，负债率从80%降至60%，年节省利息支出高达数千万。

长期以来，AIC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债转股及其配套措施中；

直至2020年，监管批准5家AIC在上海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并强调AIC重点参与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相关的企业重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

不过彼时AIC的股权投资仍有明显试水特征：

一是试点地区局限在上海、机构仅为5家AIC；

二是明确表内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总资产4%，并通过窗口指导来提示AIC机构审查资金用途。

中国银行研究院指出，AIC资金的7-8成由母行定向降准资金构成，亦可来自于发债、同业借款等表内融资。

但定向降准资金、债转股发债融资所得均有明确使用范围限制，不可用于纯股权投资。

这意味着，AIC纯股权投资的资金源，多为母行自有资金及经营积累。

这决定了债转股是AIC该时期的绝对主力业务。

例如工银投资2023年的91.98亿元投资收益，主要源于债转股分红；截至年末，其纯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仅为5个，累计金额不足6亿元。

更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

当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支持资管机构增加对创业投资的投入；

3个月后，金融监管总局表态“适当放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将试点城市范围由上海扩大至北京、天津等18个大中型城市；

同时，表内投资占比上限由4%提升至10%，投资单只私募基金占比由二成提升至三成。

至此AIC的业务形态逐渐发展为核心债转股、表内直投与表外业务三类；资本金占用较高的表内直投业务，又多以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方式出现。

2025年3月，监管进一步支持全国性银行设立AIC，将试点范围由城市辐射至所在省份，股份行由此正式入场。

这成为了各家AIC股权投资热情直线提升的拐点。

据信风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7日，五大行AIC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共发行基金185只（含纯股权投资与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

2025年的7个月时间里发行数量达34只，已超越2018年以来的历年全年。

信风自一家国有大行AIC处了解到，如今AIC业务中的债转股与纯股权投资兼具，尤其政策落地后纯股权投资持续发展、覆盖面广，其中有多以私募基金出现。

但资金用途、展业规模仍然受限，与之伴随的资本消耗过高问题也依旧存在。

为了提升有限资金的效用，更多AIC开始寻找更多合作方提高允许杠杆。

例如在部分AIC股权投资中，已有不少地方产业引导基金、险资、产业资本加入；双GP架构则在与地方国资的合作中尤为常见。

工银投资就在今年3月与山东省新型工业化基金、山东国企改革基金等4家地方主体共同出资设立济南工融国惠股权投资基金；

这笔10亿元规模的基金设有工银资本、山东国惠基金管理2大GP，投资重点明确指向山东省内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未来畅想

从政策到市场，AIC的定位已不止于单纯的化债；

市场需要更多资金流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长期资本运作，商业银行需要股权投资形成投贷联动，进一步挖掘对公资源的价值。

对大行业而言，目前AIC仍只是众多业务的一角，员工规模甚至比不上地方分行；

但不论是设立时100亿元的实缴门槛，或是后期的业务资源对接，AIC确实高度依赖母行。

这决定了目前热衷于设立AIC的玩家，仍是不折不扣的大行。

国有五大行之外，今年新获批AIC牌照的招行、中信、兴业银行，规模与利润均为2024年股份行中的前三名；

目前未有其余股份行对设立AIC表态，宁波银行、苏州银行等城商行则公开声明暂无设立AIC计划。

从已有成绩看，各AIC对于母行的利润反哺并不明显，2024年5家大行AIC的利润总额为净利183.54亿元，仅构成母行利润总额的1.4%；

AIC作用仍更多在于化险并撬动综合效益，实现低成本存款沉淀、增加手续费营收空间。

从增速上看，中银资产、工银资产与农银资产的利润增速分别为35.74%、7.24%、3.98%，均大幅领先母行利润增速；

5家AIC机构2018-2024年的利润年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57.93%。

距离AIC纯股权投资由上海推广至18个省市，仅过去不到一年时间；

在银行净息差收窄、财富管理疲软的当下，股权投资业务进一步放开的AIC，仍有望实现更大利润、反哺母行。

只是在商业银行长期的债性思维影响下，从监管的顶层框架设计，到机构的组织架构、人员配备，都需要更多的突破和改变。

李云泽在2024年9月的发布会中，也表示未来监管应引导商业银行优化考核机制，适当给予股权投资业务一定的风险容忍度，避免过度的风险厌恶行为。

从传统的债转股业务走向纯股权投资，AIC机构眼下的挑战还有很多。

一是高资本消耗问题。

2024年生效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对于将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持有的工商企业股权投资风险权重，已由400%降至250%；

但对于纯股权投资所对应的其他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仍高达1250%。

这也导致AIC机构的股权投资拓展，可能直接影响母行的资本消耗，进而拉低ROE（净资产收益率）。

二是IPO节奏放缓后的退出难问题。

目前我国股权投资的退出路径仍高度依赖IPO，以至IPO节奏放缓的时点，AIC收益或面临较大影响；

例如交银投资2024年高达22.27%的利润同比降幅，就由报告期内无投资项目上市导致。

这也要求AIC机构在加大股权投资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多元化退出路径，保障资金回收与收益。

三是长期债性思维下的专业能力短板。

银行主导的AIC机构，团队亦多来自银行体系，而科技行业早期投资风险大，正与银行较低的不良容忍度存在天然矛盾；

偏向短期业绩的考核机制，也可能使得投资团队不愿介入初期企业。

或因此，政策对AIC股权投资虽有“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导向，但真实案例中的股权投资仍集中在企业发展中后期。

据此，AIC机构在人才建设层面，或仍需强化对投研能力要求、引入外部人才；同时也需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落实尽职免责制度，并防范利益输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