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晨光熹微，上千万中国学子怀揣梦想与忐忑，步入一个堪比最高安保级别实验室的场所。迎接他们的，是金属探测仪从发梢扫到鞋底的“亲密接触”，是指纹或人脸识别系统堪比特工电影的身份验证，是360度无死角、分辨率足以数清每个人眼睫毛的高清摄像头凝视，以及信号屏蔽器让方圆百米内手机瞬间变“砖头”的强大“气场”。考场内，空气凝重如铁，落针可闻，唯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或许还有某些人因紧张或心虚而加速的心跳声。

这些学子们参与的，不仅仅是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更是一场源远流长、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作弊者与反作弊者之间，跨越千年的“智慧”（jiao hua）与意志的巅峰对决。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现代产物，而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考试文化土壤的“老古董”。从科举的贡院到今日的高考考场，作弊的“创意”与反作弊的“铁腕”好似DNA的双螺旋，在历史长河中相互缠绕、共同演进。今天，就让我们这些高考看客们，推开这扇厚重的历史考场大门，看看这场“无间道”大戏里，上演过哪些令人啼笑皆非、拍案叫绝的攻防奇谋。

奇葩创意：从飞鸽传书到大规模团伙作案

高考的前身——科举考试，起源于隋唐时期。而作弊，自科举诞生伊始，便也一同出现了。当然，当隋唐学子们尚在摸索科举门道时，那时的作弊都还只是些“小把戏”。而随着科举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变得愈来愈重要，甚至逐渐成为改变命运的核心通道后，作弊也不断升级，创意迭出。

到了宋代，科举考场已然成为古代“谍战”中心。有考生将密密麻麻的经文缩抄于特制的“夹带衣”衬里，薄如蝉翼，层层叠覆，展开如微型图书馆；更有甚者，竟将答案藏于糕饼之中，或缝于笔管之内。最令人叫绝者，还要数训练有素的“信鸽传书术”——场外高手写好答案，缚于鸽足，飞入考场指定角落，考生伺机取之。这“古代无人机”战术，足够让当时的监考官们焦头烂额了。

面对汹涌的作弊暗流，反制手段也在不断进化。宋真宗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糊名法”（弥封）横空出世，试卷上的姓名籍贯被牢牢遮盖，在制度上促进了阅卷的公平性。但这一手段只是遮了名字，阅卷者还可从考生字迹来辨认试卷主人。于是，考试主管部门又将“弥封”升级为“誊录制”，由专门的抄写员将全体考生答卷重新誊抄一遍，使得阅卷官无法辨认字迹，断绝了通过笔迹徇私的可能。到了明清，考场纪律愈发森严，巡绰的“号军”目光如炬，手持戒尺来回巡视。明代《科场条例》甚至规定，一旦查获夹带，轻则枷号示众、革除功名，重则流放充军，甚至处以极刑。清代顺治年间，顺天乡试发生大规模舞弊案，主考官等七人被处斩，家产没收，妻儿流放——血淋淋的代价彰显着朝廷维护考纪的决心。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考场一如社会之缩影，秩序混乱不堪。1916年北京高等文官考试，考题竟被提前泄露，舆论哗然，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1931年南京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枪手”代考现象公然横行，令人侧目。还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趣事：1933年北平某中学毕业会考，竟有考生堂而皇之地携带《论语》入场，面对监考质问，振振有词曰：“圣贤教诲，可作道德文章之参考！”这般“理直气壮”的夹带作弊，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考制度重建，作弊行为也重新开始受到压力整治和打击。1952年首届全国统一高考，作弊者不仅会被取消资格，还会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很严厉的处罚。但即便如此高压之下，作弊者依然前仆后继。

1977年，高考恢复后，数百万渴求知识的青年涌入考场。

时任河北衡水故城县县委书记的马连宝，为了帮助自己女儿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调动了巨大的资源，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他首先胁迫当地教育局和招生办改动了其女儿的学籍档案，使其获取考试资格，然后通过暗箱操作，改动了女儿的考号，调整其在考场的座位，以便于在她周遭妥善安排实力强劲的“助考”人员，为她保驾护航。在考试进行中，他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步入考场“视察”，实则探询女儿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内外沟通，让守候在场外的“智囊团”将女儿不会的题目的解答及时写下并传递进去。考试结束后的招录环节，他也和招生办相关人员“串连”，最终将女儿送入了理想的学校。然而天网恢恢，此事最终败露，相关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而故城县这次高考成绩全部作废，重新组织了第二次考试。这件事在当年轰动了全国。

科技助力：从BB机到AI鹰眼

高考恢复后，改革开放的浪潮不仅带来了经济腾飞，也为作弊手段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上世纪九十年代，BB机（寻呼机）风靡一时，迅速被“开发”为考场作弊“神器”。有考生将其藏在鞋底、袜子深处，甚至伪装成文具，通过无声的震动模式来接收场外同伙发来的答案代码。考场内“滴滴”声虽无，但无数小心脏却随着那隐秘的震动而狂跳不已。

进入21世纪，微型电子设备粉墨登场，作弊手段愈发隐蔽和“科幻”。米粒大小的无线耳机塞入耳道，接收场外传来的语音答案；“作弊橡皮”外观与普通橡皮无异，内嵌微型显示屏，可接收文字信息；更有“作弊尺”，看似量具，侧面暗藏玄机，推拉之间，答案浮现。2013年湖北钟祥高考爆发集体舞弊案，震惊全国。作弊组织者利用伪装成橡皮擦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公然在考场内接收由场外“枪手”通过无线电发射来的答案。考场内外俨然成了谍战大片现场，监考人员与作弊者展开了一场无声的电子对抗。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作弊技术同样在这场高科技对抗中突飞猛进。

随着技术手段的成熟，考场组织者建立起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物理隔绝与探测。金属探测门和手持式金属探测器成为考场入口标配，以拦截一切可疑电子设备。第二道防线：电磁屏蔽。强大的全频段无线电信号屏蔽设备覆盖考场区域，让考场内外的无线电联系彻底“失聪”。第三道防线：高科技身份认证。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系统广泛应用，让试图冒名替考的“枪手”无所遁形。2015年，内蒙古高考率先引入人脸识别技术；至2022年，多地考场已全面配备AI智能巡考系统。这些系统利用高清摄像头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实时捕捉考生异常行为：如长时间低头、频繁看手、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并立即向监考员发出警报。其敏锐程度，被一些网友戏称为“比古代宫里选秀女还严格”。甚至有考生笑言：“在AI监控下，连抠个鼻子都感觉像在犯罪！”

作弊真的有用吗？又该如何“治本”？

当然，这场延续千年的猫鼠游戏，表面是技术与手段的较量，内核却是人性与制度困境的博弈。作弊者常祭出“一考定终身”的悲情论调，试图将作弊行为合理化——“压力太大，机会太少，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数据却揭示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以2021年某省高考为例，被查处并公开通报的87名作弊考生中，仅有区区3人成绩达到二本线，其余84人全部落榜。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作弊者来说，作弊非但未能成为通往成功的“捷径”，反而成为加速坠落的“陷阱”。作弊者自作聪明，想以不正当手段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却是给自己的人生打上无法磨灭的耻辱印迹。

既然作弊没用，风险还高，但一千多年来，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呢？

核心原因恐怕还是目前的考试制度。

“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考试能够获取的潜在巨大的利益，以及以小搏大、期待一夜暴富的赌徒式心态，让不少人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对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或许才是改变现状的治本之法。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其核心方向便是打破“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的僵局。多地推行的“3+1+2”选科模式，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和扬长避短的空间。

上海等地采取的“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也正在积极探索中。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高校，已将学生在高中期间的课题研究、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艺术素养等纳入录取评价体系，形成过程性评价。一位资深教育研究者对此评论道：“当评价维度从单一走向多元，当成功路径从独木桥变为立交桥，作弊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益自然断崖式下降。因为没有人能伪造一个持续三年的、立体而真实的优秀表现。”当然，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同样带来一些争议，不少人认为，这种评价方式虽然可以减少一些考场内作弊的情况，但也会为新型的作弊手法提供滋生空间。

结语

高考作弊与反作弊的千年拉锯，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心态——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对公平的深切焦虑、对规则的机会主义试探。从古代的“飞鸽传书”到现代的AI鹰眼，技术的外壳不断翻新，但人性深处对捷径的渴望，却亘古未变。

技术的高墙可以筑起，制度的漏洞可以修补，但深植于人心的“心魔”——对不劳而获的侥幸、对规则底线的漠视、对短期利益的畸形追逐——才是最难攻克的核心堡垒。

当我们在考场内外布下天罗地网时，或许更需要在社会土壤中深耕诚信的价值，拓宽成才的路径，让每一个奋斗者都能在阳光下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