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哲刘子博 张佳炜（芦哲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核心观点

通过复盘自1800年至今200余年的全球贸易历史，以及结合近期东部沿海省份“造船厂-船东-船公司-货代及外贸公司-实体制造业”外贸产业链调研反馈，我们的研究表明：

首先，复盘全球贸易历史看，汇率、非关税壁垒可能取代关税成为更加关键的“贸易交锋”工具。

其次，国内多数外贸企业认为由于在根本矛盾上的冲突，中美贸易谈判过程未来或将“一波三折”，企业可能需要持续控制对美出口风险敞口。

再次，如果加征关税无法实现美方贸易竞争的主要目的，那么参考过去200年全球贸易历史特别是1970s-1990s美日德贸易竞争阶段的美方举措，未来美国政府可能在非关税壁垒、汇率等方面发起更多挑战。

最后，在控制对美出口风险敞口的过程中，拓展非美出口、“出口转内销”、“出海”等关键手段仍待企业端摸索落地方式，年内外贸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一、汇率、非关税壁垒可能取代关税成为更加关键的“贸易交锋”工具

自18世纪至今，“自由贸易”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50年，自二战结束至今，即使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出于保护本国工业、控制贸易赤字等目的，部分国家在特定时期仍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从“贸易交锋”的主要工具看，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操纵汇率并不是“金本位制”下应对国际贸易竞争的有效方法，此时关税这项传统工具广受采用，例如自1896年至1899年短短数年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便提高了接近9个百分点。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明显放大，操纵汇率开始成为一项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武器。此外，伴随全球贸易融合程度的提高，受转口贸易等因素影响，仅凭提高关税恐怕很难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胜利，因此自愿出口限制、贸易协定等非关税壁垒也变得更加重要。

二、从根本矛盾看，中美贸易谈判未来或将“一波三折”

在高昂的商品贸易赤字等影响下，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2024年“国际投资净缺口/GDP”已达88%，最快将于2025年触及100%。考虑到“国际投资净收支”可被近似视为美国经济的“净负债”，因此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GDP”的近年趋势是明显不可持续的，美国政府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对我国出口的高压态势。

三、如果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1.贸易政策方面：除关税外，美国可能会提高非关税壁垒。例如1970年至1993年，美国在与日本、德国竞争全球出口市场份额时期大肆采用自愿出口限制、协商扩大外国服务业开放等贸易保护措施。

2.财政政策方面：削减联邦财政赤字可能相当困难。类似1980s，近年美国再度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与财政赤字同时走高的“双赤字”情形。若对联邦赤字不加控制，联邦债务水平、付息压力近年均有可能触及历史最高水平。但从联邦赤字的主要来源看，2025财年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存量国债付息支出（合计增长0.30万亿美元）完全“吞噬”了联邦财政收入的增长（合计增长0.24万亿美元），而前三者短期压降难度颇大。

3.货币政策方面：美元汇率有可能受干预更多。自2013年至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波动并不明显（基本维持在3.8%-4.6%），但同期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例由31.7%大幅增长至88.3%，“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对国际投资净缺口的“贡献”可能愈加明显。从对策看，考虑到全球资产的回报率很难由美国政府直接干预，因此干预美元汇率可能是更直接的选择。

四、国内企业如何降低对美出口风险敞口？

1.拓展非美出口或需灵活调整国内产能、适应欧洲独特的贸易保护措施——官僚主义。未来欧洲等区域的进口需求可能是国内企业拓展非美出口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但由于欧洲与美国的商品进口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部分国内企业或需调整国内产能，以更好地满足非美市场需求。

2.“出口转内销”的关键在于账期。与国际贸易相比，境内商品贸易在回款账期、供应链占款等方面存在较多不同。2025年2月，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未来国内关于账期管理的政策环境或将愈加友好。

3.“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从海外经验看，工业就业与人均GDP往往呈现出驼峰形走势，即在工业化早期，就业从农业转向工业；伴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工业所需要的本土人力被海外廉价劳动力所替代。考虑到，未来即使在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等领域国内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其技术应用可能也会首先应用于医疗、半导体等附加值相对更高的产业，恐难在短期内惠及纺服等传统产业的成本管控，因此相关企业或有必要长期稳步推动“出海”进程。

风险提示：（1）本文测算的关税、汇率、进出口规模等数据涉及多个经济体，时间跨度较长，或存在数据不准确、不完全可比等情形。（2）对美国财政尤其是控制联邦财政赤字的潜在方法分析可能不够准确。（3）对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能分析不够全面。

目录

1. 自18世纪至今，“自由贸易”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50年

2. 从根本矛盾看，未来中美贸易谈判或将“一波三折”

2.1. 美国政府为何无法容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2.2. 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主要成因是什么？

2.2.1. 商品贸易逆差是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长期持续的重要成因

2.2.2. 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也会导致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变动

3. 如果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3.1. 贸易政策方面：除关税外，美国可能会提高非关税壁垒

3.2. 财政政策方面：削减联邦财政赤字可能相当困难

3.3. 货币政策方面：美元汇率有可能受干预更多

4. 国内企业如何降低对美出口风险敞口？

4.1. 拓展非美出口或需灵活调整国内产能、适应欧洲独特的贸易保护措施

4.2. “出口转内销”的关键在于账期

4.3. “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

5. 风险提示

正文

通过复盘过去200余年全球贸易历史，以及结合近期与江浙等地“造船厂-船东-船公司-货代及外贸公司-实体制造业”外贸产业链沟通，我们认为：

首先，复盘全球贸易历史看，汇率、非关税壁垒可能取代关税成为更加关键的“贸易交锋”工具。

其次，国内多数外贸企业认为由于在根本矛盾上的冲突，中美贸易谈判过程未来或将“一波三折”，企业可能需要持续控制对美出口风险敞口。

再次，如果加征关税无法实现美方贸易竞争的主要目的，那么参考过去200年全球贸易历史特别是1970s-1990s美日德贸易竞争阶段的美方举措，未来美国政府可能在非关税壁垒、汇率等方面发起更多挑战。

最后，在控制对美出口风险敞口的过程中，拓展非美出口、“出口转内销”、“出海”等关键手段仍待企业端摸索落地方式，年内外贸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1.自18世纪至今，“自由贸易”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50年

无论是从“贸易开放指数”还是从“全球出口总和/全球产出”看，“自由贸易”都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概念。回顾国际贸易历史，直到1978年，全球出口总和占全球产出（GDP）的比例都还在15%以下，但自1970s至今，受益于交易成本（航运、通信等）的大幅下降，国际贸易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以换取本地无法生产的商品为目的（以物易物）”的初级形式，而是转向不同国家在产业链的各个细分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专业形式，跨国公司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

然而自二战结束至今，即使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出于保护本国工业、控制贸易赤字等目的，部分国家在全球进出口市场竞争激烈的时期仍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例如，自1970s至1990s，从战后重建中逐步恢复的德国、日本对美国的全球商品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发起了激烈挑战，而美国通过贸易协定、汇率调整等措施进行了强硬反制。

从“贸易交锋”的主要工具看，汇率、非关税壁垒可能取代关税成为更加关键的工具。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由于主要储备货币——英镑遵从金本位制，因此操纵汇率并不是一项应对国际贸易竞争的有效方法，此时关税这项传统工具广受采用，例如自1896年至1899年短短数年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便提高了接近9个百分点。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明显放大，操纵汇率开始成为一项干预国际贸易竞争格局的重要武器。此外，伴随全球贸易融合程度的提高，受转口贸易等因素影响，仅凭提高关税恐怕很难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胜利，因此自愿出口限制、贸易协定等非关税壁垒也变得更加重要。例如1973年，《多纤维协定》（MFA）对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数量施加了配额限制。

考虑到目前影响市场的核心因素在于2025年美国发起的新一轮贸易保护，因此我们以中美为核心，结合近期与江浙等地“造船厂-船东-船公司-货代及外贸公司-实体制造业”的外贸产业链沟通，对国内外贸形势进行研究。

2. 从根本矛盾看，未来中美贸易谈判或将“一波三折”

2.1 美国政府为何无法容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在高昂的商品贸易赤字等影响下，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2024年“国际投资净缺口/GDP”已达88%，最快将于2025年触及100%。2024年，尽管2951.54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部分抵消了12129.89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影响，但最终计算看，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仍呈巨额赤字状态，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9178.3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29.45亿美元。事实上，自1976年至今，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始终保持为赤字状态，特别是自2020年至今赤字规模大幅走高。长期、大额的商品贸易赤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末，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GDP”已达88%，同比大幅走高约18个百分点，自2020年至2024年，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GDP”年均走高约7个百分点，若不对这一趋势加以阻止，最快于2025年，美国的国际投资净缺口规模或将超过名义GDP规模。考虑到在某种意义上，“国际投资净收支”可被理解为美国经济的“净负债”，因此近年来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增速是明显不可持续的。

2.2. 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主要成因是什么？

从国际投资净缺口的来源看，商品贸易逆差、估值变动（主要受汇率、持有存量资产的回报率影响）是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两类主要来源。理论上，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的在第t年的同比变动 。其中：

2.2.1 商品贸易逆差是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长期持续的重要成因

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从具体构成看，自2001年至2024年，中国仍始终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单一国家最大来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2018年至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来自中国（不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比例由47.48%持续下降至24.33%，大体回落至2004年水平。

关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成因，美国经济学界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事实上这些观点并不冲突，只是关注点有所不同。

Ø 在第一类观点的研究框架下，经济学家侧重讨论贸易失衡是如何与美国内部的“储蓄-投资（即生产与产出）失衡”相关联的。从宏观经济理论看，GDP（Y）=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净出口（NX），而总储蓄（S）被定义为S=Y-C-G，即在数值上S=I+NX，换言之NX=S-I。一些学者认为，当储蓄小于投资时（S

Ø 在第二类观点的研究框架下，经济学家侧重讨论贸易失衡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出口与进口，相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汇率、价格与各国居民收入。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国民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必须由外国提供资金，因此经常账户的赤字相当于国外资本的净流入。二战结束后，美国商品贸易由持续盈余转向长期赤字始自1971年，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然崩溃，美元成为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自1990s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国推动了“全球储蓄过剩”的形成，大量外国资本流入美国，进而推动美元长期走强，如此导致美国进口更加便宜、出口更加昂贵，最终形成了长期贸易赤字。换言之，上述学者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及汇率是影响贸易的核心因素。

总而言之，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可被理解为是美国生产率优势与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未来大概率仍将长期持续。从根源看，一方面，美国较高的生产率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不仅推动了资本流入与美国国内投资的增加，还提升了股票价格预期、家庭财富预期与长期收入预期，反映为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受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影响，长期以来美元始终存在升值压力，这自然导致了美国进出口失衡的进一步演变。

2.2.2. 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也会导致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变动

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一方面受到美元汇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持有存量资产的回报率影响。具体而言：

①在汇率方面，自2011年至今，受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影响，美元整体呈升值趋势。以2006年1月为基期（=100）的名义广义美元指数在2022年下半年至今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在120以上，如此导致美国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的海外资产“贬值”但举借的债务“升值”，进而扩大了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

②在持有存量资产的回报率方面，以股票资产为例，对比美国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东京日经225指数、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法兰克福DAX指数、伦敦富时100指数等全球其他主要股票市场的代表性指数不难看出，自2000年至今美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最优。换言之，至少在股票资产领域，美国持有海外存量资产的回报率大概率低于外国持有美国存量资产的回报率。

3.如果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自1970s至1990s美日德三国间的贸易竞争为当前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案例，考虑到一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贸易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三类，因此我们结合历史在下文对各类政策进行展开讨论。

3.1. 贸易政策方面：除关税外，美国可能会提高非关税壁垒

综合1970年至1993年美国在与日本、德国竞争全球出口市场份额时期所采用的各类政策，以及2025年4月21日特朗普指责的外国“非关税欺诈”（Non-Tariff Cheating）措施分析，在已经提高关税、加码打击转口贸易后，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可能加码非关税壁垒政策，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协商扩大外国服务业开放等。自1960s至1970s，德国与日本在战后重建工作中重新崛起为不可忽视的工业大国，随后对美国工业出口带来了较强竞争；此外，石油价格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通胀水平愈加难以接受等宏观因素也对美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不小冲击；最终，美国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VERs）等一系列措施，以期最终能够保护本国工业出口。但从事实结果看，日本由于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保障，国家主权并不完整，因此在多项协议中屈从于美国；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德国的干预效果相对并不明显，时至今日，德国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场上仍是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

3.2. 财政政策方面：削减联邦财政赤字可能相当困难

与1980s类似，近年来，美国再度出现了经常账户赤字与财政赤字同时走高的“双赤字”情形。虽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可能会部分对冲联邦财政赤字对经常账户赤字特别是商品贸易赤字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联邦债务水平可能将在近年触及历史最高水平的背景下，及时管控美国联邦赤字规模无论是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还是对控制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都具有很大意义。

但从联邦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看，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存量国债付息支出完全“吞噬”了联邦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前三者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压降。2025联邦财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将提高2%至1.8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将由6.36%小幅下降至6.19%；但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提高7%至30.1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将由97.82%进一步提高至99.89%。虽然受益于个人所得税预计将增长8%（0.20万亿美元），联邦财政收入预计将提高5%（0.24万亿美元）至5.16万亿元；但强制支出中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含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预计将分别提高8%（0.12万亿美元）、6%（0.11万亿美元），对应规模合计高达0.23万亿美元，社会不稳定因素、人口老龄化趋势等要素带来的联邦财政强制支出增长几乎完全“吞噬”了潜在财政收入增长。此外，受制于存量规模庞大的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预计将提高8%（711亿美元）至9523亿美元，约占2025联邦财年预期财政收入的18.4%。

从可能削减赤字的潜在政策措施看，加征关税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推行阻力最小的政策。截至2025年1月末，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已经提供了一份由8大类政策构成，预计在2026至2035年累计可削减50.35万亿美元赤字的政策清单，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2025联邦财年联邦财政赤字（1.865万亿美元）的27倍。而在8大类政策中，除加征关税、强化税务征收系2类“开源类”政策外，其他6类政策均为“节流类”政策，落地难度可能较大。此外，尽管美国政府通过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研究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等方式也在尝试控制联邦财政赤字，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措施尚未展现出明显的实践价值。

3.3. 货币政策方面：美元汇率有可能受干预更多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自1970s至1990s，美国曾多次尝试通过货币贬值提高出口竞争力。例如，1971年，《史密斯协议》（Smithsonian Agreement）同意美元兑黄金贬值约 8.5% 至每盎司 38 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重新估价，最终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平均贬值约 10.7%。1985年，美英法德日签署《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旨在通过干预货币市场来使美元相对于其他4国的货币贬值。

另一方面，近年“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对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贡献”愈加明显，在难以干预外国资产投资回报率的前提下，调整美元汇率可能是控制“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的更直接选择。如下图所示，考虑到自2013年至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波动并不明显（基本维持在3.8%-4.6%区间），但同期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例由31.7%大幅增长至88.3%，因此“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对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的“贡献”可能愈加明显。从潜在对策看，考虑到不同国家各类资产的回报率很难由美国政府直接干预，因此调整美元汇率可能是控制“存量资产的估值变动”的更直接选择。

在干预美元汇率方面，美国政府可能考虑将部分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或将汇率列入贸易协定的谈判内容。此外，目前美联储正在研究修改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也将在未来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方面，《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要求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进行分析和报告，如果发行有外国操纵货币的行为，在某些情形下美国政府需要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以解决问题。2015年，《Th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 of 2015》进一步明确了货币操纵的认定标准及后续处理方式。历史上，美国财政部曾经于1988年至1994年将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于2019年至2021年将中国、瑞士、越南列为货币操纵国。

另一方面，2020年，美国商务部发布规则，允许将货币操纵视为出口补贴的一种形式，因此可以依据反倾销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与制裁（如加征关税）。

此外，自2019年起，美联储开始实施约5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框架公开审查，以确保该框架能够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及时响应。在2018年11月美联储宣布下一年即将进行审查时，美国正在经历自金融危机以来近10年低利率、低通胀、低失业率的“三低”时代，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接近最大就业率、通胀率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但在2025年，美联储将再次审查其货币政策框架，以适应新冠疫情后利率飙升的新环境。未来，美联储若调整其货币政策框架，如修改对实际就业与充分就业水平之间的缺口测算、调整非对称的平均通胀目标等，美元汇率可能将遭遇意料之外的变动。

4. 国内企业如何降低对美出口风险敞口？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受制于美国国际投资净缺口（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为美国经济的“净负债”）不可持续等因素，美国政府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对中国出口的高压态势。例如，在2021年至2024年拜登政府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仍保留了此前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提出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平均有效关税仍保持在近50年较高水平。因此，在对美出口或将长期面临非市场化因素扰动的背景下，国内企业或需为“降低对美出口风险敞口”作长期打算，从具体措施看，拓展非美市场、出口转内销、“出海”均需要克服不同困难。

4.1. 拓展非美出口或需灵活调整国内产能、适应欧洲独特的贸易保护措施

从2024年全球进口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分布看，欧洲、亚洲（不含中国大陆）分别以34.98%、28.27%的市场份额占比领先于美国。其中，亚洲（不含中国大陆）的进口数据中可能包含了部分我国企业转口贸易的数据，可能未很好地完全反映当地最终消化的进口需求。因此，未来欧洲进口需求可能是国内企业拓展非美出口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虽然在形式上，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多多参加境外展会提高自身商品的国际知名度，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欧洲与美国的进口商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部分国内企业或许需要相应调整国内产能，以更好地满足非美市场需求。此外，欧洲的“官僚主义”相当明显，欧盟和英国在产品标准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规定通常远多于美国，这同样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

4.2. “出口转内销”的关键在于账期

与国际贸易相比，境内商品贸易在回款账期、供应链占款等方面存在较多不同。考虑到，2024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26.06万亿元，同比增长8.6%，[1]规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速自2021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首次被打破，外贸企业在探索“出口转内销”时可能需要格外关注账期问题。不过，考虑到2025年2月，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与2018年召开的民企座谈会相比，加快化解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可能成为今年加码最为显著的政策增量之一，未来企业国内贸易回款账期及供应链占款等问题或将逐步得到规范化管理。

4.3. “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

抛开短期内部分国内企业对转口贸易仍有一定依赖性不谈，仅从成本角度考虑，部分国内企业（例如纺服企业）稳步推进海外投资设厂即“出海”可能也是必要之举。具体而言，对于部分传统产业而言，成本是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核心。以纺织服装为例，①原材料方面：东南亚或非洲工厂往往需要从国内进口高品质棉花等原材料；②电力方面：主要体现为“有”和“无”的差别，在东南亚与非洲，电价可能并非影响产品成本的核心；③技术方面：中资企业大多已具备国际领先的生产技术；④汇率方面：国内货币政策当局近年保持着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此，在⑤人工方面，人力成本可能才是影响纺服产品成本的核心因素。

然而，参考下图展示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均GDP”与“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比”数据不难看出，

一方面，工业就业与人均GDP往往呈现出驼峰形走势，即在工业化早期，就业从农业转向工业；伴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

另一方面，当人均GDP突破19238美元（2022年我国对应值，按照2011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后，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反映出，当经济水平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地步后，服务业加大了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工业所需要的本土人力被海外廉价劳动力所替代。

因此，考虑到未来即使在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等领域国内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其技术应用可能也会首先应用于医疗、半导体等附加值相对更高的产业，恐难在短期内惠及纺服等传统产业的成本管控，相关企业或有必要在综合研判①目标市场、②生产成本等前提下，稳步推动“出海”进程。

5. 风险提示

（1）本文测算的关税、汇率、进出口规模等数据涉及多个经济体、时间跨度较长，或存在数据不准确、不完全可比等情形。

（2）对美国财政尤其是控制联邦财政赤字的潜在方法分析可能不够准确。

（3）对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能分析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