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十字路口前，德国选择了右转。

2025年5月6日，69岁的弗里德里希·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第二轮投票中艰难胜出，当选新一任德国总理。这位曾被默克尔“流放”政坛长达15年的保守派政治家，以“德国需要重启”为口号，将一场本应平淡的权力交接演化为欧洲政治格局的风向标。他的上台，不仅是基民盟时隔四年重掌大权的标志，更折射出德国乃至欧洲在多重危机下的集体焦虑——当经济衰退、极右翼崛起、地缘冲突叠加时，一个以强硬著称的“政治老将”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这背后，既是历史的轮回，也是时代的裂痕。

蛰伏与逆袭：“弃子”的政治重生

默茨的政治生涯，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复仇史”。1955年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保守天主教家庭的他，早在1972年便加入基民盟青年组织，却因与默克尔的权力斗争屡遭挫败。2000年，默茨出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并试图向总理宝座发起冲击时，却在2002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遭遇挫折，被默克尔取而代之。之后他在与默克尔的争斗中一直处于下风，最终迫使他在2009年退出政坛，转向商界发展。这段经历被他自嘲为“政治冬眠期”，却在十几年后成为其东山再起的资本——在商界积累的财富（据称达1200万欧元）与跨国企业人脉，让他获得了“务实改革者”的标签。

2000年时的默克尔和默茨。

这段蛰伏期塑造了默茨独特的政治人格。身高1.98米的他，驾驶私人飞机的精英形象与早年骑摩托、玩纸牌的叛逆气质形成微妙反差。这种矛盾性在其政策主张中同样明显：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反对婚内强奸入刑；作为贝莱德集团前高管，他主张“更多资本主义”却反对金融投机；作为默克尔的宿敌，他继承了她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却将“去默克尔化”作为竞选纲领。这种复杂性，恰是德国社会分裂的镜像——在民调机构Forsa的调查中，45%选民认为他“过于傲慢”，但却有52%的人承认“德国需要这样强硬的领导者”。

他的回归路径更折射出德国政治的深层变迁。2022年以95%支持率当选基民盟主席时，正值德国选择党得票率突破20%的历史节点。默茨敏锐抓住民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将基民盟政策从默克尔的中间路线拉向右翼：主张驱逐非法移民、削减社会福利、恢复“工作优先”价值观。这种策略看似冒险，却成功遏制了极右翼势力的扩张——2025年大选中，基民盟得票率较2021年提升8个百分点，而选择党增幅仅为2%。政治学者这样评价道：“他证明了传统右翼政党可以通过政策右转，而非意识形态对抗来收复失地。”

“右转”：重塑德国政治版图

默茨的执政协议，堪称战后德国最激进的改革蓝图。在经济领域，他提出“啤酒垫税改”——将个人所得税简化为15%、25%、35%三档，同时将企业税从30%降至25%。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2.0”方案，旨在刺激被“红绿灯政府”窒息的市场活力，但其代价是未来五年预计600亿欧元的财政缺口。更富争议的是他提出的移民政策：新政府计划将每年接收难民上限设为20万人，并授权警察在边境直接遣返非法入境者。这既是对默克尔时期“欢迎文化”的彻底否定，也暗含与德国选择党争夺选民的政治算计。

这种右转趋势在外交领域体现为“自主性焦虑”。默茨高调宣称要“终结欧洲对美国的附庸地位”，推动设立2000亿欧元国防基金，目标在五年内将德国军费提升至GDP的3%。但现实困境在于：既要遵守宪法“债务刹车”条款（年度赤字不超过GDP0.35%），又需应对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开支的压力。为此，新政府计划发行“特别战争债券”。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启用这一融资工具，暴露了德国战略自主的脆弱性。而其对乌军援政策的摇摆更显尴尬——既承诺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又以“避免直接参战”为由拒绝派遣军事顾问，这种矛盾姿态被《明镜周刊》毫不留情地讥讽为“戴着天鹅绒手套的拳头”。

在对华政策上，默茨政府则呈现出“经济依赖”与“政治正确”的撕裂。尽管默茨在慕安会上承诺“重视对华关系”，但其内阁却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并计划审查中国对德关键行业投资。这种转变的背后，既有美国施压的阴影，也折射出德国产业转型的困境——当传统汽车产业遭遇中国电动车冲击，柏林试图通过技术壁垒为本土企业争取转型时间。正如复旦大学学者丁纯所言：“中德关系正在从‘互补共生’转向‘竞争性共存’。”

荆棘之路：内忧外困的考验

默茨上任后面临的挑战，远比选战复杂得多。首当其冲的是“黑红联盟”的脆弱性：社民党虽在组阁中让出总理府，却依然掌控着财政部和国防部等7个关键部门。两党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社民党要求放宽“债务刹车”以增加公共投资，默茨则坚持减税优先；在能源政策上，基民盟主张延长核电站寿命，社民党却力推可再生能源补贴。这种结构性矛盾，在首个预算案讨论中已显露无遗：面对600亿欧元税收缺口，财政部长林德纳（自民党）坚持紧缩政策，与社民党主张的“气候投资特别基金”产生了直接冲突。

经济复苏更是棘手难题。德国制造业PMI已连续18个月低于荣枯线，大众、巴斯夫等巨头加速向北美转移产能。默茨寄予厚望的“产业回迁计划”，却因能源成本高企（工业电价是美国的2.3倍）和技工短缺（预计2030年缺口达700万人）举步维艰。更深远的结构性危机在于创新乏力——德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专利占比不及中美十分之一，这种“路径依赖”让改革派经济学家萨克斯感叹：“德国正在从工业4.0的领跑者沦为数字时代的旁观者。”

极右翼的阴影也始终挥之不去。选择党凭借20.8%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其“反欧元、反移民、反气候政策”的主张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在萨克森州等地，选择党通过地方议会推动“文化战争”：否决性别平等法案、削减移民语言课程经费、质疑气候变化科学性。这种“议题绑架”迫使默茨政府不断右倾妥协，形成危险的“竞次效应”——当基民盟收紧移民法时，选择党立即呼吁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当政府削减福利开支，选择党趁机提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这种螺旋式对抗，正在侵蚀德国战后建立的共识政治基础，并将德国拖入极右翼的泥沼之中。

结语

站在欧洲的十字路口，默茨的成败早已超越其个人政治命运。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验，可能决定德国能否避免“日本化”停滞；他的战略自主主张，将检验欧洲能否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宿命；他对极右翼的遏制策略，更关乎西方民主制度的韧性。当这位老飞行员驾驶德国这架“欧洲引擎”起飞时，迎接他的不仅是乱流与雷暴，更是一个不确定的新世界秩序——在这里，所有旧地图都已失效，而新航向尚未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