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丨话剧《我这半辈子》：平民的尊严，家国的情怀
5月23日，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宋宝珍教授、《我这半辈子》导演黄盈，以“半生跌宕半生悟——话剧《我这半辈子》的‘老舍情缘’”为题，围绕《我这半辈子》的改编过程及老舍先生作品背后的人文精神展开交流。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项目，该剧于5月17日至21日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完成了第三轮演出。
《我这半辈子》海报
谈到改编老舍的文学作品，黄盈强调此次是从两点出发：平民的尊严与家国的情怀。“老舍写的平民，可以很穷，但是一定要干净、体面，一个平民身上也是有尊严的。他写的虽然是平民，比如大姐家人、婆婆和老姑奶奶斗法，但无论怎么写，你都能体会他背后关注的不光是家里这点事儿，他有若是觉得不公平，必须仗义出手的那一面。他的侠义精神推己及人，所关注的不只是小羊圈胡同里发生的故事，而是希望普天之下都有正义和公平。”
黄盈导演（左）、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在研讨会现场 摄影 凌风
宋宝珍同样认为，“老北京人的尊严，涉及到文化的自尊与自觉。老舍先生善于刻画平民百姓，关注每一个人的尊严，每一个人的价值，它的笔意在书写人的心灵、人的处境、人的生命。而戏剧最能打动观众心理的，正是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注、思考与表现。同时他以个体的生命视角观测整个民族的现实人生，透露着历史文化不断变迁的过程。他是真正关心、体察着这个国家的人。”
在宋宝珍看来，《我这半辈子》展现了导演“上天入地的艺术想象”，“舞台时空自由转换，景随人动，幻化无穷。他运用自由的舞台调动，人物一转身，一移步，就进入到另一个时空。同时，在黄盈的剧目中，往往一人分饰多重角色，也吸纳了影偶艺术的表现手法。《我这半辈子》中小年提着一个套着童服的人形，就是一种叙事性和假定性有机融合的产物。”
《我这半辈子》剧照 摄影 高尚
面对戏剧的假定性，从文本到舞台，黄盈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我这半辈子》里，无论是北京、伦敦建筑上的瓦片与冬雪的布置，还是几次修改的台面上的水池设计，甚或是主人公舒常顺在伦敦草地上所读的狄更斯与康拉德的书，都历经反复琢磨、思考，“观众在演出的时候不一定都看得到这样的细节，但我们要让演员在舞台上产生表演信念，从而产生表演自信与真实感，让他们能够传递出更好的意味。”
宋宝珍认为《我这半辈子》也观照了话剧民族化的舞台探索和艺术实践，“作为上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舒常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完成了对于文化、家国、民族、人生的思考，舒常顺的思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状态，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和教益。”
《我这半辈子》剧照 摄影 高尚
黄盈坦言，老舍的民族化叙事与表达对自己过往与当下的创作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老北京杂居的平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公共空间里生活。对于这个公共空间，老舍先生非常熟悉的，这里有老北京各色茶馆的综合提炼，观众在大茶馆里，迎来送往，五行八作的人们聚会于此。观众看着戏，也随着剧中人物跨越了时代的洪流，体味了历史与人生。我排《枣树》是以《龙须沟》为宗，做《卤煮》也受了《茶馆》的很大影响，再到《我这半辈子》，只要跟现实主义或者跟我们生活相近的系列，其中都暗含着老舍先生影响的痕迹。”
《我这半辈子》所讲述的1899年-1929年间发生的事情，距今已近百年。而老舍先生这位新中国首位“人民艺术家”与其一生的“京味”文学创作，却与当下的文艺创作如若比邻。两位与会者都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承载着无法磨灭的文化自信与中国精神。“不是说我们有了新的史料，就觉得有些观点现在已经变了，我恰恰觉得文化传统对于今天艺术的发展特别重要。沿着老舍先生开辟的艺术道路前行，其实就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黄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