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在春天的傍晚,华灯初上,光阴交接,日月轮回,时序乍暖还寒。这一天,是2013年3月29日。
一年后,在祭奠母亲时,随同点燃的纸钱,我还烧了一页信笺,上面是我写的一首诗:“初暖三月万物苏,和风冷雨共起舞。借驾云霄千重渡,遥寄相思满玉壶。”

母亲应是带着些许遗憾走的。老人家生前有个愿望,就是终老在乡下的老院子里,但未能如愿。老人家多次嘟哝过,她不想死在郑州,也不想死在洛阳,只想死在老家的破院子里。
老家的院子里,有母亲当家盖起的房子,那是她双手打造的作品,那是她勤劳的心血,那是她心血的结晶。房子刚起来那几年,那院子是村里最好的。随着四邻都盖起了新房,那没有人住的院子就老了、旧了、荒了,就成了母亲口中的破院子。即便如此,母亲心心念念的,还是想住回去。
母亲心里清楚,儿女各有各的事务,都无法分身陪她住回老院子去,只好叹声气说:“我要是在老家还有个儿子就好了!”
无奈,年已花甲的母亲只好带着自己的外孙女(我的外甥女)到洛阳,住进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院里。外甥女来郑州上大学后,我将年逾古稀的父母也接到了郑州。
虽然洛阳的家和郑州的家都在一楼,且都带有一个小院,但在母亲的心里,都不如住在自己的小院里安适和敞亮。也许吧,母亲认为洛阳的小院是丈夫的,郑州的小院是儿子的,只有老家的院子才是自己的。她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说过,但那里留有她最旺盛的生命,那里留着她最美好的年华。

当年,为了躲避日寇的战火,不满12岁的父亲即和一群同龄的豫西子弟到遥远的甘肃读书了。待到1950年,父亲回老家和母亲完婚时,两人都已是24岁的大龄青年,他们的亲事是两家早就定下的。新婚不久,父亲又响应新中国的号召,中途放弃大学的学业,当兵到了更加遥远的新疆,一去就是数年。
部队换防到兰州后,父亲写信让母亲随军,但祖父母死活不放母亲去,说刚过门的媳妇不在家侍候公婆10年,也得侍候8年。不得已,父亲放话说不让母亲随军,就和母亲离婚。这样,母亲才得以和父亲在兰州团聚。姐姐在兰州的部队医院出生时,父母31岁。在20世纪50年代,像这样高龄才生产第一胎的夫妇,并不多见。
大跃进开始,国家经济出现困难,部队动员随军家属返回原籍,母亲带着年幼的姐姐回到老家,开启了亦爹亦娘独立持家的生活。
母亲和父亲都生于1926年,属虎,父亲比母亲大11天。为此,母亲没少唠叨,说一山不容二虎,注定了两人聚少离多的命。
祖父母为父亲三兄弟分家时,考虑到父亲公职在身,有稳定的收入,就给父亲分了院子北头的两间草棚子。每逢雨天,院子里哗哗啦啦下大雨,麦秸苫顶的屋里就滴滴答答下小雨,母亲就得拿了家里的盆盆罐罐去接雨水。
母亲在娘家是读过小学的,一般的念字读书和看报写信都没有问题,刚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在村里的幼儿园工作。没多久,村里大跃进开办的大食堂散伙了,幼儿园也跟着解散,母亲重又扛起锄头下地劳作。

身单力薄的母亲不能算重劳力,还带着上学的姐姐和我,每天下地挣得的工分只有寥寥,经常是一年到头,从生产队分得一家三口的口粮之后,还要拿出父亲的一部分工资倒贴队里。
艰难归艰难,但母亲始终有一颗以柔克刚的慈母心,有一颗不畏艰难的进取心。母亲白天上工下地,洗衣做饭,晚上纺花织布,缝衣纳鞋,不管多忙多累,都会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小院摆治得干干净净。
繁重琐碎的辛劳之外,母亲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改造简陋寒酸的院子,在院子里盖起让一家人晴雨无忧的栖身之所。为此,母亲提前多年就开始合计并积攒盖房的款项,就开始准备盖房的物料,四处打听手艺不错的匠人,一个人到沟里的窑上预定砖瓦,到外面的村子去采购木实……
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母亲在一点点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一次盖不起想要的房子,就有条不紊地慢慢来,先拆掉草棚子,盖起两间瓦房。过两年,手头儿宽裕了,条件允许了,精气神儿缓过来了,再盖两间。几年过去,院子里矗起了6间瓦房。寒暑假期,父亲回来,一家四口人聚齐了,欢欢喜喜住在宽敞的屋子里,再不怕刮风下雨,小院里其乐融融,母亲脸上洋溢起自豪和幸福的神情。
院子里原先有一棵枣树,结出的是笨枣儿,咬下去硬硬的,吃起来木木的,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母亲将它从墙根移到院子中间,又请人给它嫁接了灵栆儿的芽苞。

一到春天,树上就开满了米黄色的枣花,引来各种蜂儿嗡嗡嘤嘤采蜜授粉。中秋之时,枝头的灵枣儿一个个都膨大起来,涨红起来,伸手摘下一颗放进嘴里,清脆,甘甜,便想一颗接一颗地吃个够。母亲看见,总是赶紧制止,说:“暴瓜烈枣,生哩,可不敢多吃!吃多了,肚子疼。”又赶紧把我和姐姐摘下来的枣儿,放进锅里,煮熟了,捞进碗里,端来让我们慢慢吃着,自己再赶紧去给我们蒸枣花馍。
家里灶屋的门口是一颗石榴树,树上每年都会结出一个个红彤彤的大石榴,每年也都会有老鼠和虫子爬到树上糟蹋石榴。为了让我和姐姐都能品尝到红彤彤的大石榴,母亲都会找来圪针,绑到树干上,防止老鼠爬上去,都会站到椅子上,给一个个石榴的嘴里塞上药包,防止害虫钻进石榴里。
院子角上的桑树,为姐姐养蚕提供了最好的食粮。蚕宝宝孵化出来时,桑叶也刚刚长成,还不如黑蚂蚁大的蚕宝宝们,趴在鲜嫩的桑叶上,将桑叶咬出一个个针鼻儿似的小洞洞,显得煞是可怜。母亲指导,姐姐呵护,蚕宝宝们一天天长大,由黑变青,由青变白,纷纷咬噬桑叶的时候,就响起一片沙沙的声响。姐姐将它们从鞋盒里移到竹筛里,又从竹筛里移到簸箩里。
几次蜕皮之后,贪吃的蚕宝宝“肿胀”得全身发亮,和原来的“小黑蚁”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不知膨大了几千倍还是几万倍。姐姐拿来一棵枯干的大黄蒿棵子放进簸箩里,已经不思桑叶的蚕宝宝们一个个乖乖地爬上去,各自找好一个位置,扭动起脑袋,围绕着自己的身体,一圈又一圈地吐起丝线来,去完成它们作茧自缚的宿命。此刻,我更惦记的则是母亲何时取出茧中的蚕蛹,给我做一顿盘中的美餐。

在院子里,我更是以喂养各种小动物为乐趣,小鸡、小猫、小猪、小狗,我都喜欢。夏天的傍晚,我喜欢抱起长大的小鸡,走到高大的皂角树下,把它们一只只抛起来,让它们飞到树上去乘凉过夜;我也喜欢在冬日的黄昏,把小猫抱起来,放在我的膝上,看它呼呼地酣睡;我喜欢把小猪吆过来,拿根小棍儿给它搔痒,看它一边放心地敞开肚皮,一边哼哼唧唧地叫唤着讨好我感谢我;我还喜欢手里捏一小块骨头,引小狗过来,逗它不停地摇着尾巴,前后左右围着我转,跳来蹦去讨要骨头。
春光明媚的日子,母亲会请来大娘和婶子们,帮着准备开机织布前的一系列繁琐工作。连续几天,大家在院子里摆开场子,打线、上浆、染色、缯线、纩线、掏综、备纬、上机……干着活,聊着天,我家的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
之前的一个冬季里,每天吃过晚饭,母亲都点着煤油灯,坐着低矮的凳子,绞动纺车纺棉花,把棉絮纺完了一节又一节,纺出来线穗儿一个又一个,天天都纺到夜深人静,都纺得瞌睡连连,直到把家里的棉花都纺完,直到算计着已能够织上几丈布。
一道道合力的工序完成之后,母亲就一个人坐到织布机上织布。母亲双脚一上一下,有节奏地踩着织机的踏板,两手左右轮换着投梭、打板。伴随着机杼声声,经线和纬线细密紧致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平整光洁的布匹。家里的新床单、新被褥、我和姐姐的新衣裳,都要从这平整光洁的布匹裁剪出来。
“十亩地,八亩宽,里面坐个女儿官。千根缯,万根线,梭子手中来回穿。脚一踏,手一扳,十指莲花都动弹。织成布,做衣衫,娃儿穿了挡风寒。”这是豫西地区的一首民谣,也是我家院子里的一幅图画。

慢慢儿地,我和姐姐都长大了,都离开了老家的院子,都远走高飞去成家立业了。慢慢儿地,母亲老了,下不了地了,盖不了房了,儿女们不再需要她喂饭穿衣了,时代也不再需要她纺花织布了。
望着冷冷清清只剩自己一个人的家,母亲眼睛里噙着泪花,默默地在心里和老院子进行了无数次的告别,又无数次恋恋不舍地留下。母亲不是不想和亲人们一起住进城里,是她实在不敢想象,没有她天天打理的院子,会沦落成什么样。
最终决定离开的时候,母亲请人给自己和父亲各打了一口棺材,端端正正地置放在堂屋里,意思很坚定,她的未来还在老家,先让棺材替自己守着屋子和院子。
后来,我们曾陪着母亲回过几次老家,每一次打开大门,看见满院的荒草扑面而来,母亲都会突然放声大哭,伤心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带她回去,母亲也不再多提起。再后来,有老家的亲人来看望母亲,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说:“咱们回老家吧,我们陪着您,就住您那破院子。”母亲只是哂然一笑,摇摇头说:“不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郑州了。”
母亲87岁时走的,到今天,已整整10年。父母百年之后,我们遵照母亲的遗嘱,将二老一起送回了老家,合葬在邙山的高坡上,好让母亲地下有知,她和父亲都已经叶落归根,也好让母亲在天堂能望见自己的老院子,安心守护下去。

母亲忘不了她的老院子,我又岂能忘记?母亲在老院子里生我养我,给我喂饭穿衣,给我讲天说地,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为人行事。老院子里,处处都有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母亲就是老院子里不灭的一盏灯,就是儿女眼前永远的一团火,时刻都在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时刻都在温暖着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