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倒闭缘于经济失速监管失职
成立40年、资产规模超2000亿美元、美国排名第16位的硅谷银行，在不到48小时之内轰然倒塌，成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倒闭的第一大银行，也是美国史上第二大倒闭银行。此后，全美排名第29位、资产过千亿美元的签名银行接踵倒闭，成为美国史上第三大倒闭银行。加上此前自愿清盘的银门银行，一周内美国3家银行接连倒闭，同时，排名全美第14位的第一共和银行在美国政企联合救市后依然处境不佳，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不仅如此，穆迪还将美国银行业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美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迅速恶化。美国银行业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次美国银行倒闭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同时，有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救市速度之快、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一周内包括美联储新创设的BTFP融资工具、贴现等系列救市资金已给市场输入1600亿美元流动性，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1400多亿美元规模。但此次破产倒闭的3家银行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有着本质不同，前者是商业银行，而后者是投资银行，影响面有根本不同。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美国存款保险公司“三驾马车”联合紧急救市，提出不管投保与否，25万美元上下的存款全部兜底，目的就是防止发生挤兑，引发进一步的流动性危机，引爆美国银行业。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喊话，安抚民众，防止储户挤兑。
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正引发连锁反应，其影响或可类比雷曼兄弟或贝尔斯登，美国的银行体系安全性、稳定性备受质疑。硅谷银行的倒闭并非“黑天鹅”而是“灰犀牛”，是美联储史无前例量化宽松后激进加息的必然结果。就连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也承认，硅谷银行倒闭，其核心问题在于美联储持续上调利率，导致该银行所持债券等金融资产市价不断下跌，而非技术行业的问题。硅谷银行倒闭引发严重蔓延风险，引发挤兑或致更多银行倒闭。美国监管部门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定性为系统性风险。由此来看，多家银行倒闭恐怕不是经营不善风控不足所能完全解释的，而是3年来美国政策失误、监管失控、经济失速造成的后果。
一是经济失速。美国经济增速极不稳定，失速态势逐渐显现。从2020年的下滑3.5%，到低基数带来2021年增长5.9%，再到2022年增长2.1%，今年预计增长1%左右。美国近年来经济失速叠加激进加息，令房地产价格下跌、房地产贷款价值锐减。硅谷银行倒闭既非科技公司个案影响，也非个别银行经营不善所致。如果说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破产倒闭均涉及科技公司的话，那么来自加州的第一共和银行则有160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从数据分析来看，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所在的地区在2008年前后的住房价格远高于美国总体价格。在上年末，这些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账面价值就已经缩水193亿美元，第一共和银行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
二是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从资产端到负债端挤压银行。美联储一年内加息450个基点，从零利率直接提到4.5%至4.75%区间，速度之快史上罕见。这是商业银行无法及时应对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硅谷银行还是第一共和银行都曾是美国银行业的“优等生”，硅谷银行更是连续5次登上美国最佳银行榜单，他们尚且没能在利率风险预备上做到及时跟进，那事实上恐怕有更多中小银行无法做好准备。3年前，美联储为了救市实施零利率加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零成本的存款充斥银行业和房地产业，而由于经济形势恶化，这些激增的存款银行又很难贷出去，上年美国科技公司估值中位数下降56%，自然驱动银行将其中大部分用于长期投资，由此很难苛责银行期限错配。硅谷银行将资金投向了安全性较高的美债和MBS，意外遭遇利率持续飙升，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资产端缩水，而负债端存款速度下降取款速度飙升，引发银行流动性不足，这种状况持续，美国房地产泡沫、科技泡沫破裂及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三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失职。拜登政府声称硅谷银行倒闭是上届政府的事，尽管有两党互斥和两届政府推责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确放松了对资产在2500亿美元以下银行的金融监管，这也使得除十几家头部银行以外的5000多家中小银行都被放松了监管。前面美联储天量“放水”，流动性自然充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推升房地产市场价格，后面美联储又连续加息，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大开大合的调控，必然使中小银行无所适从。潮水退去，裸泳者恐怕大有人在。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2004年至2006年两年时间内美联储加息400个基点，最终引爆了次贷危机。
日前有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刊文称，统计至少有186家银行出现类似硅谷银行的问题。如此众多的中小银行危在旦夕的主因，恐怕不能简单归罪于这些银行的期限错配严重或是风险防控不足，而是由于当前美国银行业所处的政策环境恶劣、经济环境恶化、监管政策失职，这些恐怕才是导致美国银行业危机的主因。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 刘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