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违规垂钓超30%，钓鱼成重灾区？专家：推行垂钓“执照”制
长江违规垂钓超30%，钓鱼成重灾区？专家：推行垂钓“执照”制
自古以来，垂钓就被视为一项休闲活动，姜子牙、范蠡、柳宗元等人，是历史上有名的钓鱼人。到了现代社会，钓鱼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多种形态的社会活动，垂钓者数量众多，甚至多到让管理部门都感到头疼的地步。
最近，编者看到一篇报道称： 在长江流域发生的非法捕捞案件中，垂钓占了30%以上。电捕鱼、绝户网、违规垂钓，正式取代了之前的“电鱼、网鱼、毒鱼”，呈现“三足鼎立”之势。
估计连“姜子牙”们也没有想到，钓鱼也能演变成一种“非法捕捞”活动。
长江非法捕捞案例，违规垂钓超过30%？
据“长江水域生态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潘迎捷先生称：
在2022年查办的非法捕捞案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非法垂钓，因此需要继续加强垂钓管理。
乍一看到这个数据及结论，编者都感觉有点吃惊，钓鱼竟然成了非法捕捞的重灾区？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专家得出的数据，应该也是有出处的，否则他们也不能如此信口开河。
为何钓鱼成了与电鱼、网鱼齐名的非法捕捞行为？编者认为，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按照非法捕捞案件的数量来统计的。打个比方，在同一天内，某个地方抓到了一个电鱼人、一个网鱼人还有一名垂钓者，那么违规垂钓的占比就达到了三成。 因为钓鱼人数量多，目标相对明显，因此更容易被列入到统计模型中。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专家们得出“违规垂钓超30%，钓鱼需要加强管理”的结论，也能说得过去。
不过，编者不知道专家们有没有深入地剖析问题，一名电鱼人和一名钓鱼人，在数量上可能是相等的，但 对生态的影响到底谁更大，谁的破坏力更强，这些都应该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但在专家的通篇报道当中，垂钓反而成了关注的焦点。
甚至，西南大学水产学院“姚维志”教授指出： 垂钓管理是现阶段影响禁捕秩序的主要问题。
在专家、学者们的眼里，长江禁渔的主要矛盾， 已经从非法捕捞转移到违规垂钓。
这些观点，听起来实在是有点滑稽。
钓鱼，真的变成了非法捕捞的重灾区吗？
不知道坐在办公室的专家和学者们，是否到现场走访过，是否认真、深刻地思考过一枚鱼钩，和一个电鱼器相比，究竟谁搞到的鱼更多？
在此，我们举两个简单的案例，来对比一下：
案例一：2022年5月，长航武汉分局查获其一电鱼案，3名电鱼人在长江白鳍豚保护区嘉鱼、洪湖区段，数次非法捕捞渔获物 8000余斤。（信息来源：极目新闻）
案例二：2022年10月，南京一名路亚垂钓爱好者因使用“三本钩”，被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抓获，而他的钓获量为一条 12.2斤的鱤鱼。（信息来源：潇湘晨报）
8000斤对比12.5斤，哪个更厉害？相信不用过多地解释了吧。
当然，编者在此举例，并不是要为违规垂钓辩护，而是要 给专家们提一个醒，垂钓和非法捕捞，到底孰轻孰重，应该好好掂量一下，再下结论也不迟。
因为路一旦走偏，看待问题的立场也会发生变化。对于不合理的垂钓秩序，固然需要加强管理，但 如果说要把主要矛盾转移到垂钓上，是不是有些过于草率了？
如何规范垂钓活动？专家建议推行钓鱼“执照”制
对于对休闲垂钓的管理，一直是包括钓鱼人在内的广大网友们讨论的话题。真正的垂钓爱好者们，也希望能加强对垂钓秩序的规范化，而不是“一刀切”完事。
如何加强垂钓管理？“长江水生生物科学委员会”的研究员庄平，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本人在近期受访时称： “建议采取垂钓‘执照’制，只有执证者才有资格垂钓，领证前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可以参照考驾照的办法。”
推行钓鱼“执照”制，这在很多国家是一种惯例。在国内也不失为一种管理休闲垂钓办法和思路，让懂规矩的垂钓者获取“执照”，开展合理的垂钓活动，满足广大垂钓爱好者的需求。
持证钓鱼，在国内一些地方已有成功案例。比如在浙江千岛湖，就已经实行了钓鱼“执照”制，每年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既满足了部分垂钓者的需求，又带动了垂钓产业的发展。
当然，获取了钓鱼执照，并不等于获得了狂飙的资格，在垂钓管理制度上，仍应该加强规范。比如在钓具规格、垂钓方法、渔获物规格、钓获量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要一一进行规范，如有违规者，依规严惩，相信要比一刀切效果更好。
休闲垂钓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高达数百亿的上下游产业链，把这个产业完善好、服务好，能带动一大批就业，这总比把它破坏了要更好一些。
休闲垂钓宜疏不宜堵！在编者看来，推行钓鱼“执照”制，不失为一种科学合理的好思路。虽然在管理成本上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它带来的社会效益，要远远高于这些基本可以忽略的管理成本。
最后，编者也想对那些位高权重的专家、学者们提一点个人建议：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不会钓鱼、不懂钓鱼，就应该少说一点，多去现场了解一点。不了解真实情况就妄下结论，只会贻笑大方，坏了自己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