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大行不再披露科技贷款余额，或与“叫好不叫座”及监管审慎考量有关。

国有大行的增长逻辑正在被重写。

交通银行（601328.SH）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23.43亿元，同比增长6.73%；归母净利润478.74亿元，同比增长4.04%。净利息收益率回升至1.23%，同比提升2个基点。集团资产总额16.2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58%。

营收与利润双增，凸显大行在净息差承压之下的经营韧性。但穿透到资产负债表的细部会发现，其零售贷款质量出现了一定下迁。

截至6月末，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0%，较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拆开来看，公司类贷款不良率1.05%，较上年末下降了0.14个百分点。但个人贷款不良率2.02%，上升了0.44个百分点。

在六大国有银行中，交通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的升幅和绝对值均最为突出，是唯一个人贷款不良率超过2%的银行。

副行长顾斌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及信用卡业务是主要拖累因素。

上半年交通银行核销及转让不良贷款合计262.89亿元，核销规模相对克制。而在其他几家国有大行中，最少的建行核销也有319亿元。

核销及转让262.89亿元之后，交行不良贷款余额仍较年初净增45.48亿元，新生成的不良在数量上超过了处置的力度。同期不良生成率为0.72%，上升0.2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03.80%，下降了4.58个百分点。

不良生成率上升而拨备覆盖率下降，意味着银行没有通过大规模核销将账面不良率压回到年初水平，而是让不良率随真实风险状况自然浮动。

不良率微升，更多是风险分类审慎化和结构性信用成本释放的体现，即银行在执行贷款五级分类时，不再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将问题贷款留在正常或关注类，而是按照实际风险状况将其划入不良。

这种选择，在业内被称作“主动暴露”。以拨备覆盖率下降和当期利润消耗，提升资产质量数据真实性，逐步出清存量风险。

交通银行从3月启动了零售资产业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顾斌表示，公司主要采取现金清收、证券化、批量转让及核销等手段处置不良。

零售端资产质量承压、传统信贷投放难以放量时，基层员工为完成增量指标，不免采取激进乃至违规手段获客与放贷。

6月17日，交通银行昆明建设路支行相关责任人韩艳龙因“私自变造海报开展不当宣传，冒用客户名义办理贷款”，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7年。这是年内银行业最重的个人处罚之一。

投资端却在用另一种逻辑为利润表贡献增量。上半年交通银行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152.34亿元，同比增长17.79%。这部分增长主要来自子公司股权类估值上升。

交银投资作为交通银行全资子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75.64%，其持有的硬科技企业股权估值上升是这一增长的重要来源。

交银投资是国务院确定的首批试点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截至2026年6月末，交银投资总资产807.41亿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66亿元，同比增长175.64%，增速位居5家老牌银行系AIC中第二，尽管其资产规模排在末位。

上半年，交银投资新增投放纯股权项目数量及金额同比提升超过2倍，其中上海地区的纯股权项目投放金额占比超过六成。其先后参与设立50亿元规模的上海智造领航基金，并在长鑫存储、长江存储等硬科技企业的股东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交银投资持有长鑫科技2.30亿股，持股比例0.38%。

传统信贷赚取的是风险调整后的利差收入，而AIC从事的债转股与股权直投，追求的是企业成长周期跨越带来的资本增值。

在优质企业普遍去杠杆、不愿承担高负债率的宏观环境下，商业银行要继续参与实体经济的价值分配，必须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向产业资本的长期合伙人转型。

交通银行通过AIC这一通道，试图尝试突破传统存贷利差的收入天花板。

科创贷款是另一条并行的路径。

据副行长杨涛介绍，交行上半年科技贷款余额增长11%，获贷企业数量超过8万户，其中九成都是中小企业，信用贷款的比例超过一半。科技贷款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已占有资产端相当比重。

AIC布局方向，目前集中在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材料等硬科技赛道。其股权投资一旦形成气候，有望对冲零售端下行风险对利润的侵蚀。

对公端的产业投资与零售端的消费信贷，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两端之间构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居民部门加杠杆能力趋于饱和、信用风险边际上升时，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领域的资本开支正处于新一轮上行周期的起点。

交通银行依托上海主场，将AIC的重仓方向锁定在国家战略性赛道，本质上是在用投资端的增长弥补零售端的收缩。长三角区域贡献了近一半的利润总额，资源配置正在向产业升级的核心区域倾斜。

如果AIC在硬科技赛道的布局能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进入退出期并实现可观回报，那么这家银行的利润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收益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将显著提升，对存贷利差收窄的补偿效应也会更加明显。

从交通银行转型模式来看，这家银行正在从规模驱动的信贷中介，转向风险定价与资本配置机构，成为深度嵌入国家产业升级进程的资本配置平台。

行长张宝江提出“一二三五五”战略，一个目标是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两大动力是上海主场创新策源和数智化转型，三大特色是综合服务、跨境服务、财富管理。

不过，张宝江也坦言，“规划也仅仅是个蓝图，最关键的是怎么把规划落实”，并提出要“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这一表述本身也说明，从战略设计到执行落地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需要跨越。

转型必然伴随着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之间的错位、战略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之间的角力，以及传统信贷文化与股权投资思维之间的冲突。

对商业银行而言，科技金融的战略必要性无需论证，但它的回报周期与信贷业务完全不同，现在还远不到用当期数据去评判这项布局成败的时候。

当整个金融体系都在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迁移，从债权文化向股权文化演进时，商业银行应以何种姿态参与其中？

固守存贷利差的传统护城河，还是主动进入股权投资领域承担更高的风险以换取更高的回报，选择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但后者要求银行具备远超传统信贷的行业研究能力、投后管理能力与风险定价能力，也要求监管框架为银行系资本在股权投资领域提供更为明晰的规则与空间。

这些挑战所涉及的，是银行作为一个组织体系的能力边界拓展与内部治理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半年报中，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多家大行改变了此前直接披露科技贷款具体余额的做法。业内人士指出，这与部分银行科技金融产品服务“叫好不叫座”、以及监管对数据披露更为审慎的考量有关。

而监管层对于银行系AIC资本占用、风险计提与投资范围的政策走向，也将直接决定国有大行在直接融资大时代中、探索自身位置的转型路径能够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