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系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核心观点

分化的源头在哪里？我们对经典理论和跨国实证进行梳理，得到三层结论：

首先，长期分化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回报率r持续高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率g。长时间序列看，不平等程度更像是“U”型。20世纪上半叶的短暂出现的倒“U”型，是战争破坏资本后的特殊产物；战后分化再度扩大，随着21世纪经济与人口增长放缓，r>g的状态可能难以自行逆转。

其次，市场收敛机制并非无条件。经典的收敛机制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要素流动成本降低、全国市场一体化走向成熟，不平等程度会自然降低。但这个机制需要满足若干重要前提，而这些前提条件在实证经验中有时候会失灵。与此同时，技术变革、资产价格分化又会从多个渠道进一步放大分化。

第三，财政能减速但不能逆转。各国的二次分配均明显降低了基尼系数，但矫正能力是发展水平的函数，高收入国家的政策效果好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用于再分配的收支资金盘子更小，且更加依赖累进性较弱的间接税。

报告摘要

一、分化是长期的：r＞g使财富持续向顶端集中

当代不平等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2014年）提出，当资本回报率r持续高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率g时，过去积累的财富重新资本化的速度会远快于经济增速，积累与传承的过程会自动导致财富集中。

Piketty基于20多个国家、3个世纪的数据分析后发现，不平等程度（Top 1%、Top 10%收入/财富份额）更像是“U”型。20世纪上半叶短暂出现的倒“U”型回落，是战时的特殊产物；战后随着资产价格反弹、资本管制放松，主要国家Top 10%财富份额与税前收入份额重新上行。

按照Piketty的中性假设，随着21世纪经济增长、尤其是人口增长放缓，2050-2100年全球增长率可能下降至约1.5%，在资本平均回报率为4%-5%的情况下，r>g很可能在21世纪重新成为常态。正因如此，Piketty认为既然长期增长率难以持续提高到足以抵消资本回报率的水平，那么可行的路径就落在制度侧：依靠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以及以年度累进资本税和国际金融透明度为核心的公共制度，对财富集中趋势加以制衡。

二、收敛机制有条件：现实可能面临多重约束

该领域的经典理论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力量会使不平等在达到顶点后持续下降，即不平等是倒“U”型的，与Piketty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Kuznets在1950年代提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全国收入不平等（用各收入组收入份额衡量）的差距会先上升再回落。城镇化初期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距，随着人口转移逐渐完成、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上升，全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降低。Williamson（1965）的观点是，在国家发展早期，地区间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人口加权地区变异系数衡量）；进入较成熟阶段后，随着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区域间的差距趋于收敛。

但这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实践中均面临一定挑战。研究方法上，Kuznets（1955）的判断主要建立少数发达国家20世纪上半叶的有限史料上，也是Piketty在书中重点质疑的对象；Williamson（1965）缺少覆盖广泛、长期且可比的时间序列。实证经验层面，两者提出的收敛均有一定的假设条件，现实中不一定能达到。以中美两国为例：首先，中国收入不平等对数偏差MLD的存量更多来自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单靠城镇化率或难以自动收敛。其次，美国的经验表明，低技能劳动者的迁移会受房价约束。

落点到我国当前政策，近年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建设，正是在为低技能人口的自由迁移创造条件。

三、技术变革加大分化：“超级明星”VS“被遗忘之地”

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并非普惠，就业、企业、地区三个维度均有所体现：

1、就业：工资差异扩大，就业趋于极化。美国1970年代计算机革命的经验表明，设备资本会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但是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并会提高技能溢价，进而扩大工资差距。美欧的经验还显示，自动化会替代“中间”的常规任务（如分拣工、银行柜员等），但两端的非常规工作（如医学、法律；清洁服务）难以自动化，需求相对稳定甚至上升，因此会形成中等技能岗位收缩、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扩张的“U”型结构变化。基于此，Krusell等（2000）提议，应该为非技能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以使其利用新设备并提高自身生产率。

2、企业：行业集中度上升，“超级明星企业”诞生。OECD国家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显示，技术变革下，全球多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乎完全来自前沿企业，非前沿企业几近停滞，因此市场份额会像头部企业集中。而且这些分化在竞争不充分的行业会更剧烈，因此Andrews、Criscuolo和Gal （2016）建议强化竞争政策、降低市场准入壁垒。

3、地区：技术变革制造赢家与“被遗忘之地”。 区域层面，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更集聚在核心地区。结合理论和日本经验来看，工业化后期产业的扩散效应会增强，但随着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研发总部等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域格局可能再次逆转，因为这些产业对知识、人才集聚的依赖远超传统产业。国际层面，过早去工业化使部分国家失去“收敛”的机会。有学者提出，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渠道。但是受全球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影响，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正在以远低于历史常态的收入水平“过早去工业化”。

四、资产价格放大分化：“股市与楼市的赛跑”

家庭财富变化主要由房地产和股票的涨跌驱动。富人更多持有金融资产，中产家庭更多持有房产，股价、房价冲击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完全不同。以美国为例，底层90%人群持有约一半的住房财富，顶层10%人群长期持有超过90%的股票。因此1971-2007年，楼市跑赢股市时，中产更受益；2007年后，股市跑赢楼市时，富人更受益。后者造成美国战后历史上财富不平等最大幅度的飙升。

房价下跌时，若干机制还会放大对中产家庭的冲击：①杠杆率：普通家庭杠杆率明显更高，比如美国底层50%人群杠杆率长期是顶层10%人群的至少10倍以上，资产价格冲击会被杠杆放大。②消费的异质性：高杠杆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住房财富变化更敏感。③求偿权顺序：“穷人的债务就是富人的资产”，富人的求偿权顺序靠前。④被迫抛售的螺旋效应：中产抛售房产加速价格下跌。⑤救助的不对称性：Mian等（2021）认为，美国危机后政府用纳税人资金救助银行债权人和股东，同时却拒绝了大规模住房债务减免。宽松货币政策虽然短期提振需求，但长期积累的债务仍需由借款人偿还。

五、财政的有形之手：能“减速”但不能逆转

既然市场机制并不会自动带来收敛，那么财政的有形之手能不能纠正过来？

首先，财政对不平等是有矫正效果的，但高收入国家效果更好。据世界银行基于96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各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大多落在30-50基尼点区间（中枢约为40）。广义再分配能使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下降约12.2、8.7、6.2和2.3个点（这里的广义再分配指的一般所说的再分配，再纳入间接税、间接补贴以及教育医疗实物福利）。

第二，分配环节来看，与其他上中等收入国家一样，中国再分配的主要动力来自教育医疗实物福利，其次是直接税与直接转移，间接税与补贴纠偏相对有限。

第三，不同国家差异的源头在收支规模与结构。高收入国家再分配的收支更多，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更加累进，且现金转移能更精准地瞄准贫困群体；中等收入及以下国家的收入端以缺乏累进性的间接税为主，支出端的直接转移支付和间接补贴又难以很好地“瞄准”最低收入群体。世行建议中等收入国家在保留宽税基间接税筹资的同时，实施更精准的直接现金补贴，并以累进性健康税补充财源、逐步扩大个税和财产税能力；而低收入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扩大收入总量、建设社会安全网、发展健康税（烟酒税等），并投资于征管能力以培育个税和财产税。

风险提示：国际经验不完全可比；理论模型的现实前提在中国可能有所差异。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分化是阶段问题还是长期问题？——更可能是长期趋势

分化是转型中的阶段性问题，还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关于这个议题，经典的理论学说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以Kuznets（1955）1为代表，认为不平等的现象会呈现倒“U”型曲线（即后来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是Kuznets提出理论的时间在1950年代，当时主要是基于英、美、德等个别国家经验，时间段集中在20世纪前半叶，他本人也承认“所呈现的可靠信息之匮乏”，“或许只有5%是经验材料，另外95%都是推测”。因此我们本章不过多赘述，第二章关于收敛机制的讨论中我们再详细介绍其理论机制。

另一派以Piketty（2014）2为代表，认为长期看不平等更像是“U”型，分化持续。Piketty在2013年的《21世纪资本论》中，基于理论推导，以及20多个国家、3个世纪的实证经验，认为20世纪上半叶倒“U”型的出现，是基于特殊的战争背景，战后不平等再次放大且长期持续。本章我们重点介绍Piketty的研究：

（一）理论推导：r>g持续时，财富集中度提升

Piketty（2014）2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等于资本回报率与资本/收入比的乘积，也就是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

r 代表资本的年平均收益率，包括利润、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资本收入，以占资本总值的百分比表示。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资本包括所有形式的实物财产（包括住宅房地产），以及企业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工厂、基础设施、机械、专利等）。

基于这个公式，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资本收益率r的上升；二是资本存量相对于国民收入β的上升。即使收益率没有提高，只要一个社会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庞大，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可能提高。

Piketty（2014）2认为在长期稳定状态下，可以推导出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

那么：

Piketty（2014）2认为，这个公式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但至关重要的观点：一个储蓄率高而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将积累起（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庞大的资本存量，这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个近乎停滞的社会中，过去积累的财富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尤为重要。因此，他特别关注21世纪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下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式不是任何时点都成立的会计恒等式，比如它要求资产（比如地产或股票）价格走势和其他价格一致，如果房地产或股票价格涨幅较高，则实际的β要高于该公式推导出来的数值。

结合实证经验，Piketty（2014）2进一步认为，当r>g时，过去积累的财富重新资本化的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积累与传承的过程会自动导致财富分配高度集中。Piketty举例说明：当g=1%、r=5%时，资本所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五分之一继续储蓄，就足以使继承资本与经济同步增长；储蓄比例更高，财富便增长得更快。

（二）实证经验：战时收敛是暂时的，分化可能是长期的

Piketty（2014）2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主要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普遍回落（用前1%或10%人群的收入或财富份额来衡量），主要来自战争对资本的破坏性，具体原因包括：①海外资产崩溃、极低储蓄率和实物破坏，合计解释下降幅度的约2/3至3/4；②租金管制、国有化、金融监管和税收等压低房产与股票估值，解释降幅的约1/4至1/3。

用Piketty（2014）2的理论框架解释：一战以前，资本税几乎为零，税前与税后回报率大致相同，且两者均高于g。战争期间发生了r（税后并计入资本损失的回报率）

但这种逆转并不可持续。随着战争冲击消退，rₙₑₜ重新回到g以上。而且在战争这一外生因素之外，Piketty（2014）2还指出两个持续起作用的放大器：①资本市场的完善不会自动消除财富分化。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r就越有可能大于g。②不同财富规模的收益率是不同的。大额财富能够雇用更专业的财富管理顾问，存在资产管理的规模经济；而且大额财富拥有更多储备，更能承担风险和等待长期收益。

从长期视角看，按照Piketty（2014）2的中性假设，随着21世纪经济增长、尤其是人口增长放缓，2050-2100年全球增长率可能下降至约1.5%，在资本平均回报率为4%-5%的情况下，r>g很可能在21世纪重新成为常态。

正因如此，Piketty（2014）2认为需要公共制度抵消这种分化力量。既然长期增长率难以持续提高到足以抵消资本回报率的水平，可行的路径就只能落在制度一侧——需要依靠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以及以年度累进资本税和国际金融透明度为核心的公共制度，对财富集中趋势加以制衡。

二、发展能不能带来收敛？——“有条件”的收敛

（一）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有条件”的收敛

Kuznets（1955）1和Williamson（1965）提出倒“U”假说：随着结构转型和全国市场一体化走向成熟，不平等先扩大、经历一段峰值或平台，而后趋于收敛。

Kuznets（1955）1的观点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全国收入不平等的差距会先上升再回落。他认为，工业化初期，人口从人均收入较低、内部收入分配相对均等的农业部门，转向人均收入更高但内部差距通常更大的非农部门。由于较不平等部门的人口权重上升，而且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充其量保持稳定、更多情况下还可能扩大，全国收入不平等通常会上升。在部门间收入差距和部门内分配保持不变的特定数值假设下，随着农业人口占比进一步降至较低水平，全国某些不平等指标可能因构成效应而由升转降。但库兹涅茨也指出，结构转型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后期收敛，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必须发生足够程度的改善，主要的抵消力量很可能来自非农部门内部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上升。

Williamson（1965）5的观点是，在国家发展早期，地区间收入差距趋于扩大；进入较成熟阶段后，差距趋于收敛，主要机制是后期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成本会降低。

早期的发散机制包括：①劳动力的选择性迁移：由于低收入者难以负担迁移成本等因素，迁出者集中于有活力、有企业家精神、受过教育、有技能且处于生产年龄的人群。这使宝贵的人力资本净流出穷区，加剧区域资源禀赋的失衡。②资本的逆向流动：富区的集聚外部经济吸引资本流入；穷区则受高风险溢价、企业家能力缺乏和不成熟的金融机构拖累。金融体系可能直接把落后地区的储蓄转化为核心地区工业的信贷（如西班牙寡头银行体系将南方存款投向北方工业）。③中央政府政策：在外围地区缺乏有效政治表达的条件下，中央政府为追求全国发展最大化，会将有限的公共投资投向“迫切需要资本密集型公共投资”的核心工业地区。同时，保护性关税政策则通过抬高工业品价格，使外围农业区的实际购买力隐性转移至核心工业区，同样加剧了区域差距。④区际联系的缺乏：发展早期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技术变迁、社会变迁和收入乘数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被最小化；若核心区自身拥有高产农业，外围地区甚至会被切断与其发展的有益接触，只承受极化效应的不利影响。

但随着成熟阶段，上述发散机制逐渐衰减，均衡力量得以显现：①劳动力选择性迁移减少：早期那种“只有精英迁得动”的选择性逐渐消退。一方面，穷区的居民收入提高到足以负担迁移费用，普通劳动者开始大规模加入迁移行列；另一方面，富区内部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趋于缩小，技术工种对外地人的吸引力相对下降，于是外围地区不仅能留住本地培养的人才，甚至可能从核心区反向吸引回流。②资本与区际联系加强：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并走向全国一体化，资本开始在地区间按真实回报配置，穷区“存款被抽走”的局面得到遏制。核心区长期享受的产业集聚红利在边际上逐渐耗尽，而外围地区随着自身工业化推进，集聚效益开始显现，投资机会增多，资本流向甚至可能自然调头。更重要的是，原先被阻隔的区际联系建立起来：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效率提高后，核心区工业增长的技术、需求、收入效应，开始真正传导到外围地区。③中央政府政策推动地区公平：中央政府财力增加，有能力推动地区公平（“allow themselves the luxury of equality”），开始主动向贫困地区转移收入。这种转移有多种实现形式：既可以是公共投资，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式的综合性区域开发工程，或者意大利“南方基金”（Cassa per il Mezzogiorno）式高调设立的专门区域机构；也可以是基于累进所得税制度与福利支付而形成的大规模转移支付。

（二）现实实践：理论的前提“条件”，现实不一定实现

上述倒“U”型假说是基于若干前提条件的，如Kuznets（1955）1提到的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改善、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小于城市，以及Williamson（1965）5提到的低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增加、核心区产业效应的向外扩散。但在现实中，这些前提条件不一定能实现，所以倒“U”型右侧的收敛阶段不一定会出现。

1、美国的案例：住房供给约束上升，低技能者迁移受阻

Williamson（1965）5认为，区域之间的均衡力量之一在于，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加入迁移行列。但Ganong&Shoag（2017）6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1880-1980年间，上述力量确实是美国各州间居民收入收敛的重要力量；但1990-2010年劳动力的迁移、收入的收敛在同步“消失”。

Ganong & Shoag（2017）6的解释是，随着住房供给约束上升，房价上升对不同技能群体产生了非对称的挤出效应，低技能劳动力的迁移再次被阻断。1960年，某州收入高出1个对数点，房价相应高出1个对数点；到2010年，该斜率翻倍至2，即房价对收入差异的“资本化程度”提高了一倍。低技能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收入比重更高，作者以纽约三州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为例：律师的住房成本占收入21%，清洁工则占52%。房价变化对两类劳动者的迁移回报影响截然不同，低技能者的迁移被高房价系统性阻断。

Ganong & Shoag（2017）6用“迁移回报”（return to migration）量化了这一阻断效应。迁移回报衡量的是：劳动者迁往高收入地区后，扣除住房成本，实际收入能增加多少。数据显示，1940年和1960年，低技能与高技能家庭的迁移回报大体相当（如1940年分别为0.89和0.71）；但1970年起，低技能者的迁移回报持续下滑，2010年仅为0.35，而高技能者不降反升至0.97。换言之，高技能者迁往高收入地区仍能享受接近完全的净收入增益，而低技能者的实际收益已被住房成本基本吞噬。

2、中国的案例：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在部门内部，城镇化率影响或有限

Ravallion与Chen（2022）7以按居民人均收入计算的收入对数偏差均值（MLD）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平等。MLD越高，表示居民收入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还可以分解为城镇居民内部不平等、农村居民内部不平等，以及由城乡平均收入差形成的城乡之间不平等。对1981-2014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轨迹不是简单的倒“U”型，而是多次“下降-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转折。中国不平等的路径不能简单用Kuznets（1955）1理论解释，原因在于他的两个重要假定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中国的内部不平等并非不变而是趋势上升；城市内部不平等反而低于农村。

为进一步刻画驱动因素，Ravallion与Chen（2022）7将不平等指数MLD（收入对数偏差均值）分解为城乡内部项、城乡之间项两部分。内部项为城市、农村内部不平等以人口份额加权的加总，之间项则由城镇化率、城乡收入比决定。分解结果给出三个观察：①从存量结构看，不平等的主体来自城乡的内部（约占七八成），城乡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居其次。2014年城乡内部不平等合计约占总MLD的78%，其中农村内部约占45%、城镇内部约占33%，另外城乡之间项约占22%。②但从变化动力看，MLD的三次下降主要是来自城乡收入比的下降，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农村的改革红利。③城镇化本身的作用极其有限，仅由城镇化驱动的“纯库兹涅茨曲线”基本平坦。

三、技术变革和产业进步普惠吗？——“超级明星”VS“被遗忘之地”

（一）就业：技术变革会扩大技能溢价，并造成就业结构的极化

多项研究表明，技术变革会带来就业的分化：一方面，技术变革会推高技能溢价，拉大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会替代“中间层”的常规任务，从而使得就业结构呈现中等技能岗位收缩、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扩张的“U”型。

1、工资差异：资本与技能互补，推高“技能溢价”

Krusell等8（2000）以及Bound等9（1992）以美国1970年代计算机革命为背景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美国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技术变革提高了技能溢价。

Krusell等（2000）8从资本和技能互补性角度估算，发现设备资本与非技术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1.67（大于1，二者为替代品），而设备资本与技术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仅为0.67（小于1，二者为互补品）。计算机革命的直接表现是设备投资加速增长、设备资本价格的持续下降，设备资本价格下降又系统性地提升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同时压低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最后带来1980年代美国技能溢价的急剧上升。基于以上发现，Krusell等（2000）8提出缩小不平等的关键在于为非技能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通过提高技能，工人可以利用新设备并提高自身生产率。

Bound等（1992）9从供需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技能工资差距的变动取决于技能劳动供给增长与技术进步（技能偏向型）之间的“赛跑”。1970年代，美国大学毕业生供给快速增长，一度压低了技能溢价。但进入1980年代后，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增速放缓，而计算机技术的扩散加速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供给曲线与技术需求曲线的相对移动，最终表现为技能溢价的持续上升。

2、就业结构：自动化替代“中间”岗位，就业结构“U”型化

如果说资本-技能互补性解释了工资差距的扩大，那么“常规任务替代”则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形态变化：中等技能岗位收缩，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同时扩张。这一现象被称为“就业极化”（job polarization）。常规任务替代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美历史上的就业极化：

Autor、Levy和Murnane（2003）10利用美国1960至1998年间的职业就业数据发现，常规任务密集型的职业就业份额显著下降，而非常规分析任务和非常规交互任务的就业份额上升。他们的核心论点是，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核心能力在于执行明确的、可编码的规则。因此，无论常规任务在传统上被归类为“白领”还是“蓝领”，都面临被技术替代的风险。他们将职业划分成五类：①非常规分析任务（如医学、法律）；②非常规交互任务（如管理者、销售人员）；③常规认知任务（如簿记、银行柜员、秘书）；④常规体力任务（如流水线装配工、分拣工）；⑤非常规体力任务（如清洁服务、卡车驾驶）。1980年代计算机技术大规模扩散后，企业减少了对常规认知、体力任务这些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中间层”的需求；与此同时，非常规分析任务和非常规交互任务，由于其非程序化的特性，短期内难以被自动化，因此需求上升；而非常规体力任务虽然同样难以被程序化，但其就业份额长期呈下降趋势，与计算机化基本无关。

Goos、Manning和Salomons11（2014）将视野扩展到16个欧洲国家，发现就业极化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趋势。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93至2010年间，欧洲各国普遍经历了中等技能岗位收缩、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扩张的“U”型结构变化。

Autor和Dorn（2013）12进一步提出，低技能服务岗位的扩张并非简单的“替代效应”，还受到“收入效应”和“需求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常规岗位被自动化替代后，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者需要转向其他领域。餐饮、清洁、照护、安保等服务类工作难以被自动化，且必须本地提供，因此成为吸纳被替代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因技能溢价而收入上升，他们对这些本地化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外出就餐、雇佣家政服务、使用专业护理等。但他们也承认，低技能服务岗位的工资增长远低于高技能岗位，因此整体工资不平等的扩大仍在持续。

（二）企业：技术可能引致行业集中度上升，塑造超级明星企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企业之间，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前沿企业（frontier firms）或超级明星企业（superstar firms）。这种分化沿两条链条向下延伸：一是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市场份额向劳动份额更低的头部企业集中，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移。

1、生产率分化：前沿企业遥遥领先，非前沿几近停滞

Andrews、Criscuolo和Gal13（2016）利用24个OECD国家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发现，2001至2013年间，全球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完全来自前沿企业，非前沿企业的增长接近于零。在制造业，前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2.8%，非前沿企业仅0.6%；在服务业，前沿企业约3.6%，非前沿企业仅0.4%，差距更大。而且Andrews等人还发现，在竞争政策改革不充分的行业，前沿与非前沿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扩大得最为剧烈，因此他们建议强化竞争政策、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并投资于人力资本与数字技能。

2、劳动份额下移：市场向低劳动份额的头部企业集中

Autor等14（2020）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超级明星企业假说”，将企业分化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联系起来：技术变革使得生产率最高的头部企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1982至2012年间，美国几乎所有主要行业的销售集中度都显著上升。但这些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企业层面的分解分析，他们证明当时美国整体劳动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活动的权重持续向头部企业转移。

（三）地区：技术变革加大分化，造就制造赢家与“被遗忘之地”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提到，Williamson（1965）5支持“收敛”的依据之一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区的技术、劳动力会向外扩散，地区间的不平等再次走向收敛。基于产业和技术的发展视角，这个观点在理论、发达国家实证、发展中国家实证三个层面均遭遇挑战：

1、理论：集聚自我强化，锁定核心-边缘格局

首先，基于理论视角，Krugman在其新经济地理学奠基之作《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15中，提出集聚可能会自我强化，一旦越过某个临界阈值，格局便会稳定下来，形成难以逆转的核心-边缘分化。他的理论模型包含三个关键机制。第一，规模报酬递增：企业的生产存在内部规模经济，倾向于在某一地点集中生产以降低单位成本。第二，运输成本：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运输需要付出成本，这使得企业有动力靠近大市场布局。第三，要素流动：劳动力（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会向工资更高的核心地区迁移，从而进一步强化核心地区的集聚优势。

2、案例：日本1980年代后转向“东京一极集中”

日本的实证经验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可能再次让产业回流核心区域。Fujita与Tabuchi（1997）认为Williamson（1965）5的经典区域增长理论仅适用于重型制造业和石油化学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前一时期。然而，随着1980年代开始技术的飞速变革，经济增长的核心从可标准化的重化工业转向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研发总部和高端商务活动时，区域格局再次发生逆转。高技术产业对面对面交流、知识溢出和人才集聚的依赖远超传统产业，这使得经济活动重新向东京都市圈回流。1980 年代以后，虽然全国城镇化率已趋于稳定，但人口和产业仍继续向东京核心区域集中，形成了所谓的“东京一极集中”格局。

3、国际：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追赶路径受阻

如果扩大到国际层面，部分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向发达经济体追赶的路径受阻。Rodrik17（2016）指出，制造业对缩小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具有独特价值，机制包括三方面：一是生产率无条件收敛，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趋势，而经济的其他部门不具备这一特征；二是就业普惠性强，区别于采矿、金融等其他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能大量吸纳非熟练劳动力；三是产品可贸易，不受本国低消费能力的内需约束，即使其他部门技术停滞，制造业仍可扩张并吸收工人。三者结合，使制造业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快速增长的“典型阶梯”（quintessential escalator）。

但他发现了一个悲观趋势是：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远低于历史常态的收入水平“过早去工业化”。他以4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约1950-2010年）为样本的估计显示：就全部样本而言，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峰值出现在人均GDP约6000美元（1990年国际元）时，峰值接近20%。而1990年以后的数据表明，峰值出现得早得多，收入水平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Rodrik（2016）17认为，全球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背后的主要推手。一方面，贸易开放冲击不具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融入全球分工后从制造业净出口国逆转为净进口国，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即属此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压低了全球制成品的相对价格，发展中国家暴露于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价格下降的趋势中，间接“进口”了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

四、资产泡沫破裂如何影响分化？——“股市与楼市的赛跑”

家庭净财富的变化主要由房地产和股票的涨跌驱动。资产价格变动如何影响财富分配，是近年来不平等研究领域最活跃的议题之一。多项研究强调：富人更多持有金融资产，中产家庭更多持有房产，因此股价、房价冲击对不同家庭的影响不同。这一机制被Kuhn等18（2020）概括为“股市与楼市的赛跑”（the race between the equity market and the housing market）。

（一）机制：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双重差异

资产端，中产广泛持有住房，富人“垄断”股票市场。Kuhn等（2020）18对1949-2016年美国家庭资产结构的研究发现，不同人群的资产持有结构存在长期差异。住宅是最“平等”的资产：底层90%人群持有约一半的住房财富，住房资产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9-0.71之间；而股票则几乎处于“完全垄断”状态，顶层10%人群长期持有超过90%的股票，其基尼系数高达0.94-0.97。

负债端，普通家庭杠杆率更高，资产价格冲击会被杠杆放大。Kuhn等（2020）18的杠杆序列显示，底层50%人群的负债/净财富比长期高于其余群体，2010年前后一度冲上500%，而顶层10%人群始终在10%以下。Mian & Sufi19在《House of Debt》中给出了更直观的例子，2007年，美国最穷的20%房主的杠杆率高达80%，而最富的20%房主杠杆率仅7%。当房价下跌30%时，前者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资产的缓冲，其净值被完全抹去（levered-losses）；后者净值仅从320万美元降至290万美元，百分比损失微乎其微。

（二）结果：楼市涨时收敛，股市涨时分化

由于组合结构和杠杆率的不同，资产价格变动塑造了战后美国的财富动态。Kuhn等18（2020）18在上述对美国研究中指出：

1971-2007年间，楼市跑赢股市，中产与底层受益。对于底层50%人群，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总增长约85%，其中房价贡献约78个百分点；对于顶部10%人群，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总增长约65%，其中股价贡献约58个百分点。

2007-2016年，股市跑赢楼市，富人受益。2008年危机中房价暴跌时，中产阶级同样的高杠杆投资组合导致了巨大的财富损失，而股市的快速反弹则提升了顶层的财富。2007年后房价与股票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造成了美国战后历史上财富不平等的最大幅度飙升。

（三）传导：制度、市场与家庭的四重不对称

上一节说明了组合结构本身如何放大冲击。但危机中的实际分化远超组合结构可以解释的幅度，至少有四层原因把这种下行期的分化进一步放大：

一是消费传导的异质性。高杠杆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对住房财富变化更敏感。Mian、Rao与Sufi20(2013）利用美国2006–2009年房价崩盘的县级差异进行估计：住房财富每损失1美元，平均消费下降约5–7美分；而高杠杆家庭（LTV≥90%）的住房财富MPC是低杠杆家庭（LTV≤30%）的三倍以上。具体而言，房价损失1万美元，前者汽车支出减少约300美元，后者不足100美元。Berger等（2018）利用美国1999-2011年七轮家庭数据，发现非耐用品消费对房价的全样本隐含弹性约为0.33；分时期看，2002-2006年房地产繁荣期约为0.31，2008-2010年低迷期升至约0.45，后者约为前者的1.45倍。经济从繁荣转入低迷时，同样的房价冲击可能引发更深、更持久的消费收缩。综合两项研究，房价下跌的冲击是“双重放大”的，它既不成比例地落在高杠杆家庭身上，又因下行期MPC弹性更大而被进一步放大。

二是富人的求偿权顺序靠前。Mian（2014）19在书中指出，“穷人的债务就是富人的资产”，当房价下跌时，损失被债务关系锁定在净值最低的群体中，而富人因其对银行的“高级求偿权”（senior claim）而受到保护。

三是被迫抛售的螺旋效应。抛售（止赎、违约）会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引发更多抛售和净值损失，形成债务-通缩螺旋。Mian等22（2015）以2007年末为房价基期，将2008-2009年累计止赎率作为解释变量。州级工具变量估计显示，止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2007-2009年房价涨幅约降低1.8-2.2个百分点，即大致额外下降2个百分点。论文估算止赎解释了2007-2009年间房价跌幅的20-30%、住宅投资跌幅的15-25%、汽车销量跌幅的20-35%。

四是救助的不对称。在美国，危机后的政策应对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政府用纳税人资金救助银行债权人和股东，同时却拒绝了大规模住房债务减免。Mian等23（2021）指出，以债务积累为传导渠道的宽松货币政策虽能在短期提振需求，但每一次刺激都会留下更多债务；当债务需要偿还时，资源便从借款人持续流向储蓄者，长期反而压低自然利率，使经济陷入“债务陷阱”。在欧洲，类似的逻辑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呈现。Blyth24（2013）指出，救助、重组银行业的大部分成本最终落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因此误称其为“主权债务危机”，而实质上这是一场“被转化和精心伪装的银行业危机”（transmuted and well-camouflaged banking crisis），背后是一种“诱饵调包”（bait and switch）的政治操作；最后政府紧缩政策削减公共服务，底层40%收入群体（最依赖政府服务的人群）被迫承担危机成本。正如Mian（2014）19书中西班牙的案例，该国银行业获得了1250亿美元的救助上限，“由西班牙纳税人埋单”，普通房主因严格的破产法而无法获得债务减免。

五、分化能否被财政纠正？——财政可以减速，但不能逆转

从前文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市场本身可能会加大分化，那财政政策作为“有形之手”，能不能把它纠正过来？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如何度量财政的分配作用”。

国际通用的分析框架是Lustig25（2022）提出的“公平承诺”方法（Commitment to Equity，CEQ），主要由公平承诺研究所（CEQ Institute）与世界银行负责实施，被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广泛运用。该方法的核心思路是把主要税费与公共支出逐项分配到家庭微观数据，沿收入概念链依次比较不平等与贫困指标的变化：

市场收入M（工资、经营、资本收入及私人转移）→可支配收入D（M＋现金转移－直接税与相关社保缴费）→可消费收入C（D＋间接补贴－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最终收入F（C＋按政府成本估值的教育、医疗实物福利－使用者付费）。

2025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税收、支出与公平：国际格局与发展中国家借鉴》报告26，依据CEQ方法论对96个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进行跨国比较。这是迄今覆盖面最广的跨国比较，也是本章的国际坐标系；其结论与本领域经典文献互证。基于此，本章分析主要围绕世行报告展开。

（一）现象：二次分配普遍降低不平等，高收入国家更明显

世行的核心发现是：财政在所有国家都降低了不平等，但力度随发展水平系统性递减。可以从三个层次看。

第一层，狭义再分配（M→D）：91个有完整数据的样本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中枢约为40个基尼点。在直接税与直接转移的调节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有不同程度的回落，高收入、上中等、下中等、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下降10、3.2、2.6和0.8个点，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曲线呈现倒“U”型。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通过直接税和转移支付，在缓解一次分配不平等层面效果更好。

第二层，广义上的再分配（M→F）：加入间接税、间接补贴以及教育医疗实物福利后，各收入组的基尼系数降幅普遍进一步扩大，但中低收入国家的调节能力依然弱于高收入国家。在有完整数据的55个经济体中，财政使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市场收入基尼平均下降约12.2、8.7、6.2和2.3个点。

第三层，结构差异。教育医疗实物福利在多数国家成为最大的单项贡献来源，其占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总降幅的比重约为53%、63%、55%和49%。其中，高收入组的直接税与转移和实物福利贡献大体相当，而上中等和下中等收入组更依赖教育医疗实物福利。相比之下，间接税与补贴净额对基尼系数的平均影响通常不足1个点，且作用方向并不稳定：它在部分国家略微降低不平等，在约三分之一的完整样本中反而扩大不平等。当间接税负担的累退性超过间接补贴的累进性时，就会出现这种反转。

中国的情况基本接近上中等收入均值。狭义再分配后，基尼系数由市场收入的55.6降至可支配收入的52.1，下降3.5（上中等收入国家均值3.2）；加入间接税与补贴后略升至可消费收入的52.3，略升0.2（上中等收入国家均值基本不变）；计入教育医疗实物福利后进一步降至最终收入的46.4，累计下降约9.1个基尼点，教育医疗实物福利贡献总降幅的64%（上中等收入国家均值63%）。

（二）原因：高收入国家收支规模更大，且结构更加“累进”

为什么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财政调节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世行报告从收支两端给出解释：再分配力度同时取决于收支规模、工具的累进性，而这两个因子都随发展水平系统上升。

1、总量：可用于再分配的“盘子”随收入水平递增

从收入端看，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随发展水平单调上升：低收入国家约 15%，上中等收入国家约 25%，OECD 国家超过 40%。

从支出端看，高收入国家的社会保护、养老金、教育、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重全面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财政支出则被一般公共服务和经济事务大量挤占。换言之，低收入国家不是“不愿意”再分配，而是财政总盘子本身就小，能投向居民收入调节的资源自然有限。

2、税收端：中等收入国家依赖间接税，累进性存在结构性上限

从税种构成看，越穷的国家越依赖增值税、消费税和贸易税等间接税；中等收入国家尤为典型，间接税构成其财政收入的主体。只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个税（PIT）与社保缴费（SSC）才取代间接税成为主要财源。OECD国家中，直接税已占税收的四分之三。

直接税的累进性明显好于间接税。直接税在所有国家都高度累进，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最富10%家庭缴纳约70%的直接税，远超其32%–34%的收入份额。直接税的Kakwani指数在全部样本国中均为正，说明直接税总体具有累进性；但它与税收规模（占GDP比重）呈明显负相关，即直接税征收规模越大，累进程度通常越低，反映出扩大税基、增加收入与保持高度累进性之间的权衡。相比之下，间接税的Kakwani指数显著低于直接税，约一半样本为负，其余多数接近于零；其与征收规模的拟合关系也略微向下。这表明间接税通常缺乏明显的累进性，部分国家甚至呈现累退性。

这意味着，依赖间接税的中等收入国家，其收入端调节能力存在结构性上限。同时，直接税基本身是发展水平的函数：低收入国家除最富十分位外有效税率几乎为零；随就业正规化推进，直接税从顶端扩展至全社会，最富十分位承担的直接税份额从低收入组的70%降至OECD国家的40%，恰恰反映税基的拓宽。

3、支出端：中低收入国家转移瞄准不足，普惠补贴大量漏出

现金转移在各收入组都呈累进性，但瞄准精度和给付水平都随收入水平递减。OECD和非OECD高收入国家中，最穷10%家庭获得全部转移的30%、最穷20%获得一半。随着国家收入水平降低，流向贫困家庭的预算份额总体减少；上中等收入国家对最穷10%家庭的转移约相当于其市场收入的30%，到第二个十分位已降至约10%，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支持相对有限，低收入国家则接近于无。

间接补贴问题更严重。在中低收入国家，能源、食品等间接补贴的利益大部分流向较富裕家庭，对不平等几乎没有净影响。而这类补贴耗资不菲，仅化石能源补贴一项，在多数收入组就平均占GDP的2.2-2.7个百分点，中东和中亚地区甚至接近7%。与瞄准贫困群体的社会保护支出相比，中低收入国家反而把更多的钱花在了瞄准不佳的补贴上。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能源与农业补贴预算，分别是其社会保护预算的13倍和2.6倍，上中等收入国家两者大体相当，也就是说大量财政资金花在了没有对准穷人的补贴上，直接挤压了有效转移的空间。

4、政策启示：中等收入国家应以精准转移对冲间接税的累退性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财政对分化的矫正能力本身就是发展水平的函数：发展水平提升→就业正规化与征管能力增强→直接税基拓宽、财政收入总量扩大→现金转移规模更大且瞄准更准→二次分配力度增强。低收入国家卡在链条最前端，中等收入国家则卡在收入结构以缺乏累进性的间接税为主、支出端被低效普惠补贴消耗的中间位置。

由此，世行报告按收入组给出了阶梯式的政策建议：1）低收入国家：间接税不可避免且是主要筹资工具，当务之急是扩大收入总量、建设社会安全网、发展健康税（烟酒税等兼具筹资与公共卫生双重红利），并投资于征管能力以培育个税和财产税。2）中等收入国家：更优解是保留宽税基间接税以筹资，同时配以瞄准的直接现金转移，使“间接税＋定向转移”的组合整体实现累进，并以累进性健康税补充财源、逐步扩大个税和财产税能力。3）高收入国家：可直接依托累进直接税和精准定向转移，并继续发挥健康税的累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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