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 金角财经（ID: F-Jinjiao)

作者 |袁明武

8月3日下午，经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查通过，金角财经起诉蔚来控股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符合立案条件。

在蔚来起诉金角财经之后，我们也起诉了蔚来。

这一次，我们同时做了两件事：对合肥高新区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广州起诉蔚来侵犯名誉权。

我们上诉，是因为不认同一审判决对涉案文章《蔚来超长账期，越扒越离奇》的部分认定：累计亏损究竟该采用哪种统计口径？收到票据是否等于收到现金？针对经营行为的批评是否构成侮辱？这些争议，我们认为仍有必要由二审法院重新审查。

而起诉蔚来，是因为它对外发布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时，把判决书中的“核实不够充分”“部分表达超出合理边界”，概括为金角财经“炮制不实内容”。

我们认为，这种表述超出了判决书本身的结论，也损害了金角财经的名誉。

对一审判决有异议，我们已经上诉；对蔚来的公开表述有异议，我们也已经起诉。该由法院判断的，就交给法院。

在新的裁判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把判决书写了什么、双方争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服，一项一项讲清楚。

事情先从合肥那场官司说起。

另一桩官司

2024年12月，特斯拉副总裁陶琳发布了一张车企向供应商付款周期的对比图，指出部分“友商”的付款周期过长，其中一家中国车企接近300天。彭博社报道称，这家车企是蔚来。

|彭博社报道呈现的数据比对图

紧接着，《第一财经》援引Wind数据发布了另一组2024年三季度付款周期数据，其中蔚来为194天。

基于这些公开信息，我们进一步研究蔚来的供应商账期，并在金角财经发布文章，探讨蔚来账期之谜。

文章发布以后，迅速获得10万+的阅读，有供应商找我们诉苦，也有蔚来的粉丝质疑我们，说蔚来产品做得这么彪炳卓越，为什么我们不关注他们成功逆袭的一面，要关注他们压力的一面，去“中伤”这家正在成长的中国企业。

首先，蔚来逆袭，我们确有关注并写文发布。

其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世界，当然值得兴奋和期待。但这种领先并非只由整车企业创造。整车厂背后，还有数百乃至上千家中小供应商共同托举。中国新能源汽车今天能够在全球形成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配套。

正因如此，处在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车企，能否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健康的合作关系；上游企业又承担着怎样的回款和现金流压力，都不只是某一家企业的内部问题。

当我们考量到这些问题，去探讨供应商账期问题，涉及的已经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利益，也包括供应链稳定和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处境。最近，秦朔在《210天账期：一个车企供应商的血是怎么被吸的？》中对此展开讨论；工信部也推动了17家车企落实“60天账期承诺”，并邀请20家媒体记者监督汽车行业账期问题，无不说明汽车行业账期具有明确的公共议题属性。

很遗憾，我们对这一公共议题的讨论，换来了蔚来的起诉。

不过，粤语里有句话：食得咸鱼抵得渴。既然写了，就敢担责。官司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我们开始了应诉的征程。

未生效的判决，蔚来“抢跑”了

2025年2月5日，蔚来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在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起诉金角财经。

我们专注于产业与科技类内容的创作与发布，蔚来主业是智能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双方并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因此，蔚来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起诉，让我们感到困惑。

对于知识产权法庭类案件，我们是极为慎重的，因为一审即终审，根本没有上诉的机会。

接着2025年3月2日，蔚来方直接从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撤诉。

2025年8月12日，我们再收到了传票。蔚来改在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我们，这次起诉的案由变成了“名誉权纠纷”，开庭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

对此，我们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我们代理律师认为，考虑到蔚来在当地的产业影响和股权背景，而金角财经作为外地小微企业，在诉讼资源上处于明显弱势，因此申请将案件移送异地审理，以消除对审理公正性的疑虑。

此申请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驳回后，我方再上诉至合肥中级人民法院，随后也被驳回了。对于法院的裁定，我们尊重并接受，积极应对诉讼。

2026年5月6日，在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案件正式开庭。庭上聚焦几个问题，都在后来的判决上体现了出来。一审判决后，我们对判决不作认同，坚决上诉。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上诉，一审判决并未生效。正因此，我们此前一直保持缄默，因为案件还在审理阶段，不宜对外发声。

然而，连法院都只能在二审生效后才发布判决，原告却抢跑，将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信息发布出来了。更关键的是，蔚来在公开内容中声称金角财经“炮制多项与蔚来实际经营数据及财务现状不符的不实内容”，这明显与客观事实、判决书内容严重不符。

因蔚来发布这类带有刻意贬低抹黑的内容，网络上出现大量声称金角财经“编造不实信息、恶意曲解公司经营状况、造谣蔚来账期”的内容与链接。这对金角财经的名誉产生了极大的损毁。

基于此，我们依法起诉蔚来，并公开回应。

在说明这起诉讼之前，我们还需要把合肥高新区法院一审判决涉及的几个核心争议，客观、完整地讲清楚。

一审三大争议

争议一：7年来蔚来亏损到底是超千亿，还是839亿？

案涉文章里，金角财经有表述“7年来蔚来累计亏损已超千亿元”，但蔚来认为是839亿。

一审判决称，自2018年至2024年第三季度，蔚来的累计经营亏损为839亿元，累计净亏损为807亿元。法院据此认为，文章中“累计亏损已超千亿元”的表述与查明事实不符，存在夸大。

但同一份判决书也记载，我们在庭审中提交了万得金融终端蔚来财报数据截图，拟证明2018年至2024年前三季度，蔚来合计亏损为1021.56亿元，“累计亏损超千亿元”的表述依据真实。

|万得金融终端显示期间蔚来累计亏损超千亿元。

也就是说，“累计亏损超千亿元”不是金角财经拍脑袋写出来的数字，更不是从无到有捏造出来的数字。其依据是金融终端统计数据，以及我们据蔚来历年财报信息进行的汇总。

一审最终采用了累计经营亏损839亿元、累计净亏损807亿元的口径，没有采纳1021.56亿元这一证据所要证明的结论。

这里的争议，至少涉及财务指标、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

1021.56亿元具体由哪些项目构成，采用了怎样的汇总方式，是否可以概括为“累计亏损”；它与一审采用的累计经营亏损、累计净亏损之间是什么关系，都需要回到底层数据和计算过程来判断。

这些，我们会在二审中进一步说明和举证。

法院当然有权审查证据，也有权采用其认为更准确的统计口径。

但一审采用了另一种口径，不能反过来说明我们引用的数字没有来源，更不能进一步扩大为金角财经故意“炮制”了一个亏损数字。

财经报道对企业财报进行拆解、计算和解释，本来就可能存在不同口径。

相关计算可以被质疑，可以被反驳，也可以接受法院审查。

但有明确数据来源的口径之争，与凭空编造数字，性质完全不同。

争议二：收到了“应付票据”，是否就等于收到了回款？

再说蔚来的供应商账期。

蔚来2023年度财报载明，对多数供应商的付款期限为30至90日，并存在使用银行汇票支付应付款的情形。

关于付款周期数据，我们文章同时引用第三方报道，先是彭博社的“接近300天”，进而引用第一财经的“194天”，表明蔚来的账期并不短。一审法院认为，这些数据存在明显差异，金角财经没有进行充分调查核实；

|《第一财经》发布的引用Wind数据的付款周期图。

同时，法院认为，文章对“应付票据这一常见支付方式的”的解读带有误导性。

对于这一认定，我们不认同，也会在二审中继续提交材料。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企业财报披露的付款期限、第三方根据财务报表测算的应付款周转周期，以及票据自身的到期兑付时间，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概念。

企业与供应商约定30至90日付款，并不当然意味着供应商在这段期限内已经取得可以立即支配的现金。

如果企业以尚未到期的票据完成支付，供应商选择持有至到期，就还需要等待；选择提前贴现，则可能承担相应的资金成本。

我们讨论的，正是票据支付与实际现金回款之间可能存在的时间差和成本差。

这并不是金角财经凭空制造出来的问题。

2025年修订、自同年6月1日起施行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也不得利用这些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这项后来施行的规定至少说明，票据是否由供应商自愿接受、合同如何约定、票据是否实际延长了取得现金的时间，本来就是监管制度要求认真审视的问题。

2025年8月，新京报在《“60天账期”车企执行有差异，有供应商还没拿到钱》的调查中也提到，汽车供应链仍存在账期起算时间不透明、商票继续使用、验收时间影响实际回款等问题。报道中，一名供应商从业者表示，此前部分自主品牌采用过“90天账期+180天银行承兑或商业承兑票据”的结算方式。

这篇报道也说明，汽车行业所说的“多少天账期”，不能只看合同上写了多少天，还要看账期从何时起算、使用什么支付方式，以及供应商最终什么时候拿到现金。

我们从未主张票据不能用于付款，也没有主张使用票据本身就等于违法或者拖欠。

我们所讨论的是：对供应商而言，收到一张未来才能兑付的票据，与收到一笔马上可以用于采购原料、发放工资和偿还贷款的现金，是否完全相同？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只用一句“票据是常见支付方式”带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还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依法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行为的舆论监督。

账期、票据和供应商实际回款，本来就是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应当允许媒体调查和讨论的问题。

相关分析可以被质疑，具体数据也可以接受法院审查。

但围绕票据期限、贴现成本和供应商现金流展开讨论，不是无中生有，更不能仅仅因为相关结论令企业感到不舒服，就被概括为“炮制经营问题”。

争议三：对经营行为的批评，是否等于侮辱？

文章有一处表述，蔚来账上躺着400多亿，“为什么对供应商如此抠门呢？”

一审判决认为，“抠门”属于贬义词，文章用它形容蔚来的商业行为，对蔚来形成了负面描摹，并将其作为认定文章表达超出合理边界的依据之一。

我们不否认，“抠门”带有批评色彩。

但带有批评色彩，并不意味着它当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侮辱性言辞。

案涉文章讨论的是供应商账期、票据支付、资金安排和经营取舍。“抠门”指向的是一家企业在这些具体商业问题上的表现，是对经营行为的口语化评论，并非脱离商业议题，对企业或者企业经营者进行人格辱骂。

一个词是否越过法律边界，不能只把它单独从文章里摘出来。

还需要结合文章讨论的事实基础、具体语境、评论对象以及表达的严重程度来判断。

一审判决在分析文章整体语言时，认为“抠门”“端着”等用语带有讽刺和贬损意味。

但在最终确定责任程度时，一审判决同样明确写明，相关行为“尚未达到捏造核心事实、使用侮辱性言辞的相当严重程度”。

这至少说明，批评性表达与严重的侮辱性言辞之间，并非没有边界。

财经文章不是企业公告，也不是审计报告。它必须尊重事实，但不意味着只能罗列事实。

文章可以有分析、判断和批评。判断“抠门”是否构成侮辱，不能只看这个词本身，还要结合它所指向的经营行为和全文语境。

我们认为，“抠门”在案涉文章中的具体语境和法律性质，仍然值得二审进一步审查。

以上争议，对于一审判决中我们不能认同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我们有权通过二审继续陈述理由、提交证据，请求法院进一步审查。

我们为什么起诉蔚来？

来到了这里，有件事必须说清楚。

一审判决明确写明，案涉文章“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在确定责任程度时，判决也写明，相关行为“尚未达到捏造核心事实、使用侮辱性言辞的相当严重程度”。

一审法院认为文章存在的问题，是部分事实与实际存在出入，核心数据核实不够充分，部分推论缺乏充分依据，一些表达超出了合理边界。

但蔚来对外宣称，金角财经“炮制多项与蔚来实际经营数据及财务现状不符的不实内容”。

这不是对一审判决的完整、客观转述，而是选择性截取并扩大了判决的定性，实质上曲解了一审判决。

“核实不够充分”，与明知不实仍故意“炮制”，显然不是一回事。

更何况，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我们已经依法提起上诉，二审也尚未作出裁判。

公布判决，不等于可以改写判决；表达立场，也不等于可以把一份尚未生效的裁判，包装成对另一方“故意造谣”的最终结论。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判决书真正写了什么、双方究竟在争什么，一项一项讲清楚。也有必要对蔚来的侵犯行为，作出大方而有力的回应。

对于我们起诉蔚来的事件，有不少媒体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位行业的前辈表达的一个观点，我是深为认同的——在民法上，所有主体都是平等的。确实如此，在维护权益上，没有谁会是弱小的一方。

但在现实世界里，不同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和传播影响力，却远非对等。

在上一次，金角财经与蚂蚁集团的官司，长达565天的鏖战，对于巨头而言，不过一个法务的日常，但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最终，我们一审二审都胜诉，可以说赢得酣畅淋漓。但最终却无法抵消当初一开始被起诉时，舆论传播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最直接地说，当蚂蚁集团起诉我们时，全网出现500多篇报道，声称金角财经“造谣”，对我们业务与经营造成巨大冲击。当我们胜诉，打破这个指控时，愿意对此进行报道的大概不超过5个。如果我们花钱对此事进行传播分发，一个链接500块，这里就得25万了。即使你咬咬牙，掏出了25万，你也会发现，那些发过你“造谣”的媒体渠道，并不愿意给你发布。

而这一次，蔚来通过对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进行夸大、歪曲宣传时，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也似乎要遵循上一次诉讼的路径。

也正因此，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会退缩，会自己吞了苦果。可是，即使对方是行业巨头，既然也在悍然地侵犯你的权益，那为什么不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呢？

国家持续净化涉企网络舆论环境，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这当然有必要的，也必然是有理有据、依法依规的。只要报道建立在公开材料、审慎核实和善意评论的基础上，媒体就应当有勇气接受事实和法律的检验。

许多自媒体本身也是小微企业，它们从事的研究分析和舆论监督，也可以是在为所报道产业中的大量中小企业发声。

这不只是一场官司

对金角财经来说，这当然是一场关系自身信誉的诉讼。但它涉及的问题，并不只停留在蔚来和金角财经之间。

一家财经媒体依据上市公司财报、第三方金融数据和公开报道作出分析，数据有来源，只是统计口径不同，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认定？

媒体围绕一家企业的账期、现金流和经营取舍提出批评，表达里带有态度，什么仍然属于正常评论，什么才真正构成侮辱？

如果文章中的部分推论存在争议，这些争议究竟影响哪些内容、应当承担多大责任，也需要放回全文和具体语境中判断。

我们依法上诉，正是因为不认同一审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认定。

我们希望二审能够重新回到证据本身：相关数据从哪里来，采用了什么指标，计算过程是什么；票据支付和供应商实际拿到现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抠门”等表达放在整篇文章中，指向的是经营行为，还是已经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侮辱。

这些问题不能靠一个标签解决。

企业当然有权维护自己的名誉，媒体写下的内容也必须经得起事实和法律的检验。但对一篇财经文章作出判断，还是要看它依据了什么材料、数据是怎么得出的、评论放在什么语境里，以及表达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数据有明确来源，只是口径存在争议，和从无到有编造事实并不是一回事。

围绕企业经营行为作出的批评，也不能脱离上下文，直接等同于人格侮辱。

至于文章中的部分推论是否成立，更应该具体分析它影响的是哪一部分，而不是用一个结论概括整篇文章。

财经媒体的工作，本来就包括拆解财报、分析经营逻辑、提出问题。有些问题企业愿意回应，有些问题企业并不认同，这都很正常。企业可以拿出数据反驳，可以公开说明，也可以依法诉讼。

但如果数据口径与企业不同，就可能被概括成编造；评论带有批评色彩，就可能被认定为侮辱，那么媒体最终能够安全发表的，恐怕只剩下企业公告的复述。

而经历诉讼后，媒体还要经受无端的名誉侵害，也只能变得越来越不敢表达。

这显然不只影响金角财经。

它关系到财经媒体今后还能不能依据公开材料，独立分析一家公众公司的财务和经营；也关系到企业名誉权与舆论监督之间，究竟应当怎样保持边界。

这条边界怎么认定，需要回到具体案件里，由证据和法律来回答。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上诉，为什么公开回应，以及为什么起诉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