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底，国核电力通讯社发布了一篇关于不法分子冒用国家电投集团绿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绿能科技”）名义设立公司的严正声明。声明称，绿能科技近期发现不法分子飞星智（深圳）数据有限公司（下称“飞星智公司”）通过伪造相关材料等方式，违法注册为我司的子公司。

绿能科技是国家电投集团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此番发声，让“假国企”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假冒国企现象始终存在，已成为扰乱市场秩序、侵蚀国企信誉的毒瘤，随着打假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假冒国企被揪出来。

近日，企业预警通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家央企、国企等相关机构已公告的假冒国企信息达到1534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而且，从企业登记状态来看，有1193家假冒国企目前还在运营中，占比达78%。

专业人士认为，假冒国企现象的存在，本质是对“国企隐性信用背书”的套利，彻底根治需要从强化国企分级管控、完善股权信息穿透机制、提高违法成本等多维度系统推进。

官方密集打假

不止绿能科技，今年6月22日，中信集团辟谣平台集中曝光了91家假冒企业，这些企业打着“中信”的旗号，从注册区域来看，不仅包括内地企业，甚至还包括香港企业。

中信集团明确表示，其所列示91家企业与中信集团及下属公司无任何股权投资等隶属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形式合作或业务往来，相关企业一切行为与中信集团及下属公司无关。

为了打假，今年5月份，中信集团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端口上线运行“中信集团辟谣平台”，该平台重点针对冒用“中信”字号设立虚假企业、虚假股权登记等突出问题，及时发布权威辟谣信息与核实查证指引。

与中信集团类似，在上述声明中，绿能科技也反复强调，飞星智公司及与该公司存在股权关联的企业均与绿能科技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其一切行为与绿能科技无关；其开展项目开发、投资、建设等活动，进行项目洽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同、代收款项等行为，与绿能科技无任何关联，对绿能科技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

反复强调的背后，是这些顶着“国字头”光环的“李鬼”市场上四处活动，扰乱市场秩序、侵蚀国企信誉。

一个现实的案例是，据报道，今年年初，甘肃酒泉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一家伪装成“国企”的空壳公司，凭借一枚价值200元的伪造公章、一套虚构的430亿元“国家级项目”说辞，竟在3年间骗取全国多地20家企业4000余万元的保证金。这起骗局正是利用了市场对国企信用的信赖、企业对优质项目的渴求。

一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央国企具有先天的背景“增信”价值，无论是在招商引资项目的洽谈上，还是在与金融机构授信贷款的审批上，均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房地产项目领域、建设工程领域、金融投资领域、医药贸易领域等，成为了假冒国企的重灾区。

从“硬贴”到“隐身”的手法升级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企混改中心负责人朱昌明对记者表示，假冒国企早期的手法比较简单粗暴，就是直接伪造公章、伪造注册材料，硬是把自己包装成国企。

而后，随着监管逐渐加强，造假手法也在不断升级、更加隐形。朱昌明说，比如通过股权代持、虚假合资等形式挂靠经营。表面上国企是控股股东，但实际上民营企业通过私下协议等方式，依然牢牢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企只是挂个名头，每年收一笔管理费，根本不参与也不过问公司的实际经营。或者民营企业和国企设立一家看似合法的合资公司，用这个合资公司的名义来掩盖其违规挂靠的真实目的，合资公司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民企手中。

“如今，造假团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分工非常明确。链条上既有专门刻假章、办假执照的，也有代办注册公司的，甚至还有专门的中介负责帮忙联系愿意挂靠的国企。”朱昌明说。

第一财经在社交平台检索“挂靠国企”等关键词后，页面会弹出多个相关服务信息，诸如“国企混改”“国企挂靠、企业背书”等。

上述知情人士说，这些提供挂靠央国企服务的中介，基本都是打着“国企混改”“央企股权收购”的名义，撮合签署股权代持协议，根据挂靠的对象、级数收费，年服务费在5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

该知情人士介绍说，在挂靠的模式上，主要包括项目公司挂靠、母公司挂靠。前者为了获取单个项目或为促成项目融资，后者以挂靠的公司为平台对外经营业务。

该人士同时表示，这些假冒国企实际上存在着相同的迹象，比如，由于股权变更的收费低于新注册公司，所以市面上多数假国企在追溯其工商资料时可以发现，其突然由某个自然人股东变成了某个央企、国企股东，而且注册资本规模很大但没有实缴，且均为整数，如10000万元、25000万元等，但真正的央国企注册资本往往有整有零。

就以上述“官宣”打假的绿能科技、中信集团为例，天眼查显示：两者的注册资本分别为44019.41万元、20531147.635903万元。

根治仍需多方发力

挂靠、假冒央国企的现象已经存在了较长时间，在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破产重整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段海宇看来，这是供需两端共同催生的套利行为。一是在需求端，国企身份的商业溢价足够丰厚，这种实实在在的身份红利，是企业愿意冒险挂靠的根本动力。

二是在供给端，资质出借已经形成灰色产业链。段海宇说，部分央国企层级多、末梢主体管控弱，部分三四级子公司出于冲业绩、赚管理费等目的，通过合资入股、股权代持、联营合作等方式，变相 “出租”国企股东背景；市场上还有专门的中介机构提供“假国企包装”服务，通过多层股权嵌套、代持隐名打造形式上的国企架构，操作隐蔽且可复制性强。

三是在监管端，穿透识别难度大，管控存在盲区。段海宇说，一方面，工商登记实行形式审查，只要股权结构表面能穿透到国企，就能获得“国企外观”，普通市场主体没有能力和渠道去核实最终实控人；另一方面，央国企集团下属主体数量庞大、层级复杂，总部很难对所有下级公司的对外投资、合作做到全流程管控，很多挂靠行为藏在三四级子公司层面，发现和清理的成本很高。

四是在成本端，违法成本远低于套利收益。段海宇说，目前对于普通的挂靠、假冒国企行为，大多只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国企通常只能发澄清声明、解除合作；行政处罚力度也有限，刑事追责仅适用于少数伪造公文、诈骗的极端场景。相比挂靠后拿到的融资、项目收益，违规成本过低，无法形成有效震慑。

段海宇认为，假冒国企现象的存在，本质是对“国企隐性信用背书”的套利，彻底根治需要从强化国企分级管控、完善股权信息穿透机制、提高违法成本等多维度系统推进。

面对假冒国企现象，相关部门已开始行动。为了规范企业登记管理秩序，有效防范和查处假冒企业登记违法行为，2024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防范和查处假冒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规定》。2024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官方网站上线“假冒国企”举报平台，社会公众可通过该平台对假冒国企问题线索进行举报。

去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质量推进品牌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品牌授权准入、动态审核、清查退出机制，加大对擅用、滥用品牌行为的监测、识别和处罚力度，加强违规挂靠、假冒国企问题的梳理排查和证据收集，确保品牌使用规范。

今年4月30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产权管理工作会议，会议释放出强烈信号，要在完善产权登记、加强境外产权管理、强化参股股权监管、整治违规挂靠和假冒国企等十项重点任务上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