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牌公募机构，景顺长城曾是公募基金行业“权益立身”的标杆性代表。

而撑起景顺长城权益类业务的核心，是一条清晰且历经市场反复验证的发展路径——“造星”模式。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从早期的王鹏辉，到后续的余广、杨锐文，再到业内最具影响力的“顶流”基金经理刘彦春，景顺长城始终深谙明星基金经理的杠杆效应：凭借一位核心人物、一个鲜明标签、一套极致化的投资风格，便能撬动百亿乃至千亿规模的资金涌入。

这套“造星”运营打法，在2019至2021年的核心资产牛市中迎来巅峰。彼时，在消费板块红利的持续推动下，刘彦春凭借重仓白酒、持仓风格近乎“不切换”的操作策略，业绩一骑绝尘，其管理规模在2021年一季度突破1163亿元，成为公募基金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千亿顶流”基金经理之一。

而站在幕后的景顺长城，也借此契机完成了从“投研驱动”到“流量驱动”的转型，毕竟明星基金经理的市场光环，远比稳健的投研团队更容易被市场投资者记住。

然而，“造星”模式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明星基金经理的职业巅峰，往往也是公司经营风险的顶点。当市场风格发生逆转，那些曾备受市场追捧的投资模式，会迅速成为业绩拖累，所谓的明星基金经理也会迅速走下神坛。依旧以刘彦春为例，2021年下半年起，核心资产泡沫彻底破裂，消费板块步入持续深度调整周期，尽管刘彦春的投资模式并未出现大幅变动，持仓上依旧坚守白酒与港股互联网板块，但其管理基金的业绩却一落千丈，他也从市场追捧的对象变成被基民诟病的焦点。

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刘彦春的管理规模已缩水至314.75亿元，较巅峰时期蒸发超800亿元。其代表作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A，近三年累计跌幅超30%，基金规模从最高时的超580亿元一路滑落至不足190亿元。

当然，明星基金经理跌落神坛的案例，在公募行业并非个例。但景顺长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刘彦春的“滑铁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公司权益板块整体承压的缩影。当昔日的核心支柱业绩持续垫底，曾经被造星逻辑掩盖的诸多问题开始逐一暴露：产品线同质化严重、投资风格过度集中、对单一基金经理依赖度过高等，这家老牌公募机构的权益业务版图，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权益版图遭遇挑战

从当前市场表现来看，景顺长城的权益类业务早已不复往日辉煌。

以混合型基金为例，截至2026年3月24日，景顺长城混合型基金规模为1317.42亿元，而2021年四季度末该数据为2161.79亿元，规模缩水趋势显著。

导致权益类业务遭遇“滑铁卢”的核心原因，与旗下明星基金经理集体业绩失速息息相关。

首当其冲的便是刘彦春。在2019年、2020年迎来业绩巅峰后，近几年他管理基金的业绩表现可谓不尽如人意。

以其代表作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A为例，该基金曾在2019年、2020年分别斩获72.18%、85.94%的收益率，业绩表现十分亮眼。但在此之后，基金业绩开始持续走弱，2021至2025年期间的收益率分别为-9.85%、-14.39%、-19.67%、-9.71%和-2.40%，连续五年收益率告负。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A股市场走势明显复苏，仅沪深300指数就上涨17.66%，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A的表现远远跑输大盘。

正是受业绩表现低迷影响，刘彦春的管理规模持续下滑，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管理规模已缩水至314.75亿元，较巅峰时期蒸发超800亿元。仅凭刘彦春一人管理规模的大幅缩减，景顺长城权益类业务整体缩水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将所有问题全部归咎于刘彦春，也有失偏颇。当前景顺长城在基金经理团队管理方面，正面临多重棘手问题。

一方面是基金经理整体业绩表现不佳，除刘彦春外，管理规模超200亿元的杨锐文业绩表现也平平。其代表作景顺长城优选混合近三年、近两年、近一年的收益率分别为24.55%、50.11%、13.51%，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为17.65%、42.99%、27.35%。该基金近三年、近两年均跑赢同类基金，但近一年收益率却跑输同类基金近一半，基金规模也从2021年峰值的73.31亿元，下滑至2025年四季度的33.96亿元。

另一方面，景顺长城还面临基金经理人才流失严重的困境。例如2025年5月17日，景顺长城一口气发布8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正式宣布绩优基金经理鲍无可离职。鲍无可是业内罕见的“双十”基金经理（从业年限超10年、年化收益率超10%），管理规模一度突破200亿元，其代表产品景顺长城能源基建任职期间总回报达374.75%，近3年期业绩位居全行业前十，如此优质的基金经理离任，无疑是景顺长城的重大损失。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核心基金经理接连流失，景顺长城的投研体系也遭受了巨大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景顺长城投研体系核心架构以基金经理负责制为根基，管理层不干预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给予基金经理充分的投资自主权；考核体系侧重长期业绩导向，三年、五年期业绩占主要考核权重，同时设有季度风格回顾机制，确保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可解释、可重复”。在投研协作层面，投研人员同属一个部门，研究员与基金经理联动紧密，研究成果转化效率较高；同时，固收团队也实行投研一体化管理，覆盖宏观、利率、信用等多个核心领域。

然而，这套看似完善的投研体系，近年来却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公司价值风格投研力量出现严重断层，随着鲍无可等优质价值型选手的离开，公司在价值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与竞争力持续下滑；另一方面，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与市场风格的适配性持续下降，在成长、科技、AI等新兴赛道上，景顺长城缺乏具备市场影响力的领军人物，难以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

更为致命的是，景顺长城的“造星”模式已难以为继。过去依赖单一明星基金经理拉动规模的路径，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风险极高。当明星基金经理业绩回撤、规模缩水，公司便陷入“无星可造、无人可扛”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行业竞争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头部公募纷纷转向平台化、多元化、指数化布局，而景顺长城仍深陷“明星依赖症”，战略转型明显滞后。

指数基金突围：看似蓝海，实则困局

面对权益业务的持续收缩，景顺长城将突围的希望寄托于指数基金业务。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对ETF、指数增强等被动投资产品的布局力度，试图通过指数化转型，摆脱对主动权益明星基金经理的过度依赖，寻找新的规模增长点。

从行业趋势来看，指数基金确实是公募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随着投资者结构日趋成熟、机构化程度提升，以及ETF工具属性的不断强化，被动投资赛道迎来快速扩容。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内公募指数基金规模已突破3万亿元，ETF规模占比超60%，成为公募行业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景顺长城也试图抓住这一风口。公司陆续推出了宽基ETF、行业主题ETF、Smart Beta指数基金等多类产品，覆盖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新能源、半导体、消费等多个领域。同时，公司还加大了指数增强基金的布局力度，试图在被动跟踪的基础上，通过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打造差异化竞争力。

然而，看似蓝海的指数基金赛道，对景顺长城而言，实则是一片难以突围的困局。

首先，指数基金赛道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头部效应极其显著。华夏、易方达、华泰柏瑞、南方、国泰等头部公募早已占据先发优势，在宽基ETF、行业ETF等核心赛道形成了规模壁垒与品牌壁垒。尤其是宽基ETF领域，头部公司的产品规模动辄数百亿、上千亿，景顺长城的指数基金产品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市场竞争力。

其次，景顺长城在指数基金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公司的指数产品布局较为分散，缺乏拳头产品与标志性ETF，难以形成市场影响力。同时，在指数增强、Smart Beta等创新领域，公司的产品业绩表现平平，超额收益能力不足，难以吸引长期资金。

更为关键的是，景顺长城的战略转型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公司在指数基金领域的投入，更多是应对权益业务遭遇挑战后的被动选择，而非主动的战略升级。从资源配置来看，公司的核心资源仍集中在主动权益领域，指数基金团队的投研力量、市场推广、渠道资源均相对薄弱，难以与头部公募抗衡。

此外，指数基金的盈利模式与主动权益存在本质差异。主动权益依赖管理费与业绩报酬，而指数基金管理费较低，主要依靠规模效应盈利。这意味着，景顺长城若想在指数基金领域实现突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规模扩张，但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这对于业绩承压的景顺长城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结语：老牌公募的转型阵痛与未来出路

景顺长城的困境，是众多依赖“明星基金经理”模式的老牌公募的缩影。在市场风格快速切换、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单一明星、单一风格、单一赛道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对于景顺长城而言，当前的核心任务并非简单地转向指数基金，而是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战略重构：一是摆脱“明星依赖症”，构建平台化、多元化的投研体系，培养梯队化的基金经理团队；二是强化核心投研能力，在价值、成长、科技、新能源等多个赛道均衡布局，提升对市场风格的适应能力；三是理性布局指数基金，聚焦核心赛道，打造拳头产品，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四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投研效率与客户服务能力。

公募行业的竞争，早已从“明星之争”转向“平台之争”、“能力之争”。对于景顺长城这样的老牌机构而言，唯有直面转型阵痛，打破路径依赖，才能在行业变革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曾经的“权益标杆”，或将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