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康康编辑丨杜海

来源丨正经社（ID：zhengjingshe）

（本文约为4900字）

【正经社“银行升级战”观察之60】

赵红兵就任董事长后，湖北银行的十年IPO长跑明显提速。

2月10日，湖北银行官网“投资者关系”栏目公布的《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下称：《报告书》）显示，其18亿股76.14亿元定向增发已经完成，注册资本从约76.12亿元增至94.12亿元；发行对象为53位法人股东，除现有18位外，还新增国有法人股东35位，国资认购比例超过96%。

《报告书》称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但事实上本次定向发行还被赋予了打通上市路上多个堵点的使命。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独特的诞生背景、股权结构以及资产投向，湖北银行长期被金融圈和学术界视为“政府融资平台型银行”（另有文献称之为“财政影子银行”、“政银协同型银行”），定增后，国资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会不会进一步强化政府融资平台型银行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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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扎堆认购

根据《报告书》，认购的53位法人股东中，除了劲牌有限公司是民营企业外，余下52家均为国资。

52家国资中，第一大股东湖北宏泰集团由湖北省财政厅100%持股，本次定增中出资15.23亿元，维持19.99%的持股比例不变；由湖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国有企业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出资6.12亿元，认购1.45亿股，成为第十大股东；余下50家均为湖北省各市县的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城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而它们的上层股东通常是各市县的财政局、国资委。

正经社分析师注意到，经过本次定增，湖北银行的股权结构、资本实力和战略定位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是股权结构进一步向国资集中。

国有资本持股比例由定增前的81.21%增至84%以上，直接导致股权结构由定增前的“多而杂、协调难”向“多而统、国资网格化协同”转变。

表面看，定增后股东数量由3552户增至3579户，股权结构变得更加分散，但分析新增法人股东的背景可以发现，35位新增法人股东中，除了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是省属国企，余下34家均为湖北省内各市县级的政府平台公司和地方国资控股企业，所以本次定增不能简单理解为“加人头”，而是要构建“省属国资引领+全省市县国资网格覆盖”的股权新格局。

二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脱离“红线”边缘。

根据湖北银行年度报告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报告提供的数据，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80%、11.01%、10.58%、9.37%、8.71%、7.94%、7.74%，呈不断下降趋势。到2025年三季度末，已经逼近监管划定的7.5%的红线。

根据《报告书》披露的信息，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定增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至8.96%，为湖北银行未来的信贷扩张（特别是是对省内重大项目的支持）留出了更大的杠杆空间。

三是业务进一步与“大财政”绑定。

虽然《报告书》宣称定增后业务和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财政和国资部门对湖北银行控制力的增强，必然导致湖北银行与湖北省“大财政体系建设”的协同程度进一步提升。

2024年8月以后，湖北省的“大财政体系建设”明显加快。

2025年4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湖北省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推动大财政体系建设走深走实总体工作方案》，提出通过盘活国有“三资”（资源、资产、资金）、统筹财政、金融、投资资源，实现财政资源高效配置、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支持高质量发展。

同年11月至12月，湖北省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被明确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湖北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说，2024年，湖北银行就率先响应湖北“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要求，创新产品、单列额度服务“三资”盘活，成功探索打造了城市供水资源盘活、乡镇水库水厂资源盘活、智慧停车资源盘活、存量房资产盘活等一系列模式，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各市县级政府平台公司和地方国资控股企业增资入股后，政银协作必然进一步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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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IPO堵点

上述变化，打通了湖北银行IPO路上的诸多堵点。

从2015年IPO被提上议事日程至今，湖北银行的IPO之路已经走了10年有余。虽然2023年3月便传出提交上交所的上市申请材料已获受理，但是直至2026年3月申请材料仍处于“已受理”状态。

正经社分析师注意到，湖北银行IPO进展缓慢，除了最近两年A股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的IPO审核更趋审慎的因素之外，更多的还是与湖北银行自身的问题有关。

首先是盈利途径过度单一。

根据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2020年至2024年，湖北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收的比重分别达94.13%、86.00%、85.65%、79.14%、73.83%，投资净收益占比分别为3.22%、15.64%、11.14%、10.38%、12.90%，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2.40%、1.29%、3.13%、2.50%、3.14%。

利息净收入占比明显高出同期城商行平均水平，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一直偏低，虽然投资净收益增长较快但极不稳定，表明传统的“吃利差”仍然是盈利的主要途径。

最近几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导致商业银行净利差不断收窄。2022年至2024年，湖北银行的净利差就从2.08%一路下降至1.60%。过度依赖利息净收入的结果是营收持续承压。

面对净利差持续收窄给营收带来的压力，湖北银行选择了扩大资产规模予以对冲。

根据年度报告和《报告书》提供的数据，2020年至2025年，湖北银行的资产总额分别为3044.68亿元、3501.95亿元、4035.45亿元、4608.49亿元、5231.11亿元、6214.56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16.09%、15.02%、14.93%、14.20%、13.51%、18.80%。

2025年3月，赵红兵担当大任后不久，又提出力争“2027年资产规模破万亿”的战略目标。

依靠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确实现了营收增长的目标。根据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2020年至2024年，营收或同比增速分别为-2.7%、-1.9%、16.47%、8.77%、4.53%。2022年以后同比增速明显加快，但同时又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持续承压。

因为湖北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过快，净利润留存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到2025年三季度末已经下降至7.74%，逼近监管红线的边缘。

根据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高资本消耗业务（比如对公信贷、房地产开发贷、部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卡透支等）会严重受限，反过来导致资产规模扩张放缓和盈利能力下降。

湖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2020年以来呈不断下降趋势。根据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披露的信息，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9%、2.49%、2.25%、1.97%、1.96%、1.95%、1.85%。

不良贷款率下降，固然与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有关，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稀释了风险。根据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提供的数据，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5.60亿元、36.88亿元、40.72亿元、42.94%、51.22%亿元、59.62亿元、64.99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4.11%、44.06%、10.41%、5.45%、19.28%、16.40%、39.64%。

资产规模快速扩张时，会通过“规模稀释”让不良贷款率数字看上去好看，但是如果风控跟不上、投放集中于周期性和高风险行业，反而可能进一步放大不良风险。

湖北银行的招股书和评级报告中多次提到，房地产业、建筑业等占比相对较高，上述领域的资产质量波动对整体不良率有明显拉动。

第四个问题是股东多而杂导致内部协调难。

湖北银行是2011年2月由原宜昌、襄阳、荆州、黄石、孝感5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新设合并”方式组建（不是吸收合并，而是原五家法人解散），各家原银行股东直接转化成新行股东，导致股权从成立之初就呈现出“省市县多层级、跨区域分散”的特征。而且2012年至2021年又先后发生6次重大股本变更，使得股权结构更加复杂。

3500多户股东中，既有国企，又有民企，还有3300多为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宏泰集团持股比例才不过19.99%。

利益多元又缺乏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不仅导致协调难，决策成本高，而且使得关联交易管理难。

股东多而杂，内部协调难，一直是湖北银行IPO过程中监管部门和市场高度关注的痛点之一。

经过本次定增，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给通过资产规模扩张提升盈利能力创造了更大空间；同时还进一步稀释了不良资产，推动不良贷款率继续下降；更重要的是，引进大量市县级政府平台公司和地方国资控股企业，改善了股权机构，有利于改变股东多而杂、内部协调难的问题，从而为冲刺IPO扫清了多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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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银行的利弊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引进大量市县级政府平台公司和地方国资控股企业，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政府融资平台型银行的特性，进而埋下更大的金融风险。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湖北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

一是资产端：信贷高度集中于“政信六行业”。

根据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2019年至2024年，穿着“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马甲的政信项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分别为32.54%、33.08%、38.12%、39.38%、38.74%、40.93%。

虽然湖北银行的“政信六行业”贷款占比不及“基建大户”成都银行、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城商行中位数。

二是负债端：存款高度依赖地方财政和平台公司资金。

根据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推算，2019年至2024年，湖北银行的对公存款占比分别为60.90%、54.95%、51.02%、47.36%、42.60%、36.65%。对公存款占比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2022年以后已经低于国内城商行的平均水平。

但是，对公存款中，财政资金和平台公司资金依然占大头。虽然没有公开的数据证明，但是从湖北银行的年度报告和第三方发布的评级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到湖北银行对财政和平台资金的依赖程度。比如湖北银行2024年度报告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分析，被列为第一和第二大优势就是财政支持和国资协同。而联合资信发布的2025年湖北银行跟踪评级报告中，财政社保同样被列为公司存款的首要争取对象。

三是股权端：地方国资城投云集。

湖北银行的股东结构表现出省级国资主导、多层级地方国企深度参与、国有资本高度集中的特点。

前三大股东——宏泰集团、交通投资集团和长江产业投资集团均为省属国企，合计持股40.73%。余下法人股份，定增前覆盖了13个市州的11个市州及多个县级国资；定增后，覆盖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15个市州（包括省直属县级行政区），基本上实现了全省覆盖。

而且定增后，国资持股比例超过84%，远高于全国城商行国资持股比例的中位数55%至60%。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色高，是一柄双刃剑。

优势是因为具有行政刚兑预期，资产质量相对有保证；因为拥有财政和平台资金兜底，可以获得低成本、高粘性的负债来源。

但劣势同样显而易见。

一是资产负债表与区域性系统风险高度绑定。

地方财政健康的时候，资产负债表两端会很好看。但是，一旦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土地收入下滑、转移支付调整、隐性债务化解承压，以及平台还本付息能力弱化，风险就会传导至银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两端同时受到挤压：资产端面临展期压力，负债端财政存款被抽离。

而且，此种风险是无法通过地域多元化来分散的。

二是资产负债表容易出现流动性错配。

融资平台成色高的城商行支持的项目，很多是回收周期长的项目，比如基建一般需要10年至20年才能完全收回。

虽然财政和平台存款稳定，但是行政性指令很强。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债务置换（化债），银行往往不得不接受“长周期、低利率”的置换贷款，导致资金周转效率下降，盈利水平被长期摊薄。

三是市场化的造血能力不断弱化。

长期依赖政信类大单，会导致银行的零售银行能力、小微风控模型、产品创新意识萎缩。一旦政府项目饱和、监管红线收紧，银行就会发现自己缺乏离开政府后的独立生存能力。

根据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推算，2019年至2024年，湖北银行的个人贷款占比分别为23.35%、24.40%、23.60%、21.16%、20.19%、20.36%。

零售业务是商业银行穿越周期（包括政策周期和经济周期）的支柱。湖北银行零售业务占比的下降，部分表明它依靠市场力量穿越周期的能力趋于弱化。

定增后，国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参与湖北省大财政体系建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湖北银行的上述劣势很可能进一步凸显。【《正经社》出品】

CEO·首席研究员|曹甲清·责编|唐卫平·编辑|杜海·百进·编务|安安·校对|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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