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双向投资”。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中资企业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围绕如何应对新阶段挑战，怎样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高质量出海，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在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了三位代表委员。

全国两会期间，大江东工作室对话三位代表委员。钱尤祎制图

从“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最大挑战是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

大江东：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年均解决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出资建设了一大批教育、卫生、环保民生设施。中资企业出海呈现哪些新趋势？

蒋颖（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已经步入新阶段，正加快从“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在海外建厂、设立研发中心，为当地贡献技术，协助产业升级。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当前中企出海模式可归为四类。一是供应链出海，即上下游企业跟随“链主”企业出海，代表企业有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二是技术输出，如启德医药等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出海，而泡泡玛特是品牌与文化的输出；三是生而全球化，从创始之初海外业务就进行全球化运营，比如药明康德、希音；四是联合出海，在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联合出海，本土企业发挥中国供应链体系和制造优势，外资企业发挥其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比如吉利和雷诺在技术、资本、市场方面的合作。

张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副总经理）：我也注意到，中企出海的方式正发生变化。过去是“要素输出”，现在更多转向更高层次的“价值创造”。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把产品带出去，也要在研发、品牌、服务等“微笑曲线”高端环节全面迈进。

大江东：在这个新阶段里，有哪些新挑战吗？

李丹（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中企出海正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引领”，这一新阶段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速构筑以“数据主权”为核心的监管壁垒，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美国的《第14117号行政令》等，对中企出海发展构成多重挑战。

首先是合规之困。企业不仅需应对国内在境外投资、数据跨境流动、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日益规范与精细的监管要求，还需适应东道国在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外资准入、环境保护、ESG披露等方面不断提升的合规标准。这种跨法域、多层级的监管格局，对企业的合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是壁垒之危。部分规则带有保护主义色彩，形成非关税壁垒。主要表现为汇率风险上升、跨境融资成本高企、全球税制重构（如全球最低税改革）以及各国税收监管趋严，直接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长期收益稳定性与现金流安全，对企业的财资与税务合规管理构成持续挑战。

最后是治理之痛。企业的全球化治理水平与业务扩张的匹配滞后。一些中国企业业务规模已实现国际化，但全球化管控体系尚未同步建立或成熟。若缺乏系统化的全球治理能力支撑，海外业务易出现管控脱节、信息断层与风险集聚等问题。

蒋颖：需要补充一点。“负面清单”已成为我国管理企业数据出境的重要制度，我国多个自贸区已发布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出台了配套实施文件。然而，企业仍面临清单外数据出境的管理办法不够透明、各地负面清单覆盖的行业领域有限、指导性文件的查询和使用不够便利等实操难题。

建议首先要明确负面清单外场景下数据出境的监管标准，推动各自贸区执行尺度协调统一，进一步提升自贸区数据流动便利性；其次，要加快负面清单的更新节奏，对于未覆盖的领域和自贸区之间如何互相参照，国家要尽快拿出可以落地的操作办法；最后，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咨询与指导服务，尽快推出更便利的合规工具，让企业少跑路，力争向“最多跑一次”看齐。

构建“立体化应对体系”，从“造船出海”到“造船+建港”

大江东：如何系统性应对这些挑战？

李丹：全球竞争的本质已从单一企业间的市场角逐，演进为产业链生态体系的整体较量。举例来说，当前在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以龙头企业牵引、配套企业协同的“舰队式出海”模式已展现出显著优势。

我建议，可建立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上下游企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市场开拓等方面形成战略联盟。鼓励通过交叉持股、合资共建等方式深化利益绑定。同时，完善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加强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合规指引。发挥行业协会在产能规划、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协调功能，建立行业自律与良性竞合机制。

张帆：我重点关注中企“走出去”遇到的金融、保险、审批三大堵点，就此提三点建议。

一是金融支持要“精准滴灌”。建议对符合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给予政策性贷款倾斜，同时加快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帮助企业从源头上降低汇兑风险，用“本币结算”为中国装备出海保驾护航。

二是当前传统保险产品对高风险地区的覆盖能力有限。建议相关机构针对高风险国别创新开发政治风险、违约风险等新险种，探索建立“政府+企业”共担的风险池模式，为敢于开拓新兴市场的企业提供托底保障，让大家敢出海、能扎根。

三是跨境投资审批要“分类施策”。目前海外投资项目审批涉及部门多、周期长。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审批机制，对符合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同时将ESG表现、本地化承诺纳入评价指标，引导企业向“走进去”转型。

大江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在中企出海过程中，如何避免“内卷式”竞争？

张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需要更多合作意识。很多项目体量大、周期长，如果能够发挥我国产业链门类齐全、协同高效的优势，更容易形成合力。比如去年我们与中国华电集团以联合体方式，共同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光伏发电项目，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并网”的“中国速度”，成为当地建设速度最快的新能源项目之一，充分发挥了中央企业产业门类全以及中资企业间协同优势。

中企出海需要避免简单的价格竞争甚至无序、恶意竞争，低质低效“内卷”。如果企业之间互相压价、重复投入，短期可能拿到项目，但长期来看不利于行业发展，也会影响中国企业整体形象。

大江东：面对部分国家政治、汇率和支付风险较高的现实环境，“出海”企业如何进行风险管理与项目筛选？有哪些成功经验？

蒋颖：我们的经验是要推动公共服务平台联合中资海外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共建“中资企业海外综合服务站”，借鉴外国商会做法，为企业提供属地化风险预警、合规咨询、法律应急援助与权益维护支持。

建议由驻外使领馆经商处牵头，遴选和认证一批熟悉当地又具备服务中资企业经验的专业机构，形成属地化服务商库。同时，支持国内头部专业服务机构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战略联盟、联合体等形式“走出去”。

张帆：风险防控不仅是制度问题，更需要可操作的方法。近来，中国电气装备逐步探索出“刚性约束+穿透监管+专业借力”的风控体系，施行下来较为有效。

我们坚持“危地不往、勿涉灰色地带、遵守当地法律风俗”三个刚性规则，通过对全球市场实行风险分级动态管理，从源头上杜绝高风险国别的业务准入。同时，积极探索利用AI、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搭建国际业务数字化运营平台，将项目全流程纳入线上监控，实现对境外项目“看得见、管得住”的穿透式管理。

独木难支，中企出海不仅要学会抱团，更需要专业力量支撑，比如主动与进出口银行、中信保等专业机构深度合作，借力专业力量应对汇率波动、国别风险等复杂挑战，构建起内外协同的联防联控机制。

以价值提升、价值共生、价值长生，推动“高质量出海”

大江东：如何提升出海的质量？如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李丹：高质量出海应当实现三个转变：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提升，注重技术溢出与品牌溢价；从零和竞争转向共生发展，构建开放协作的产业生态；从市场占有转向标准引领，参与乃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

政府部门可通过建立产业链出海服务平台、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国际规则对接等举措，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系统性支持。

这种体系化出海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更将为当地东道国带来技术转移、就业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多重效益，实现合作共赢。

蒋颖：未来真正出海成功的企业一定是那些能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网络实现“价值共生”的企业。企业要在当地扎根、入乡随俗最需要补齐的是“融进去”的能力，即构建本地化生态、为当地贡献技术、协助产业升级和创造就业的战略伙伴。

张帆：中企出海要做到“价值长生”，高质量、可持续、惠及当地民生，通过这几年的出海实践，我们总结出几个关键原则。

一是质量优先。质量是企业走出去的底气。近十年来，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累计交付了200多座变电站、6000多公里高压输电线路，参与建设的巴西美丽山、巴基斯坦默拉直流、菲律宾直流联网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已成为当地的“电力名片”。靠过硬的产品和高标准的履约，才能赢得市场。

二是长期主义。“走出去”不能只看短期效益，而要保持战略定力、深耕细作。在埃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我们推动属地化经营，把中国技术标准与当地电网需求结合起来，这不仅带动了本地就业，也实现了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三是社会责任。去年沙特迎峰度夏最紧张时，我们仅用6个月完成了沙特国家电力公司高压移动变电站项目交付，保障了当地居民的用电。“小而美”的项目往往最能打动人心，高标准确保了质量，可持续性建立了信任，而真正惠及民生，才能赢得尊重。

记者：黄晓慧 袁源 葛俊俊

统筹：吴焰

编审：姜泓冰、轩召强

校对：唐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