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日本债券市场突现剧烈抛售，被交易员形容为“近年最混乱的交易日”。抛售潮从缓慢启动迅速演变为全面冲击，推动部分长期债券收益率升至历史新高。

市场恐慌的核心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减税增支计划，该方案引发投资者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度担忧。日本为全球负债最重的政府之一。据新华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并寻求选民授权以继续执政，于2月8日举行众议院选举，本届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原定于2028年10月届满。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直言：

“将结束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必须摆脱过度紧缩的束缚，大胆投资风险管理。”

State Street Investment Management高级固定收益策略师Masahiko Loo指出：

“市场正在为日本版的‘特拉斯时刻’定价。”

“特拉斯时刻”一词源自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拉斯。她在2022年因推出一系列缺乏资金来源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国债券市场剧烈抛售，最终导致其迅速下台。

日本30年期与4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日飙升超过25个基点，创下去年特朗普关税冲击全球市场以来的最大单日波动。与此同时，疲软的20年期国债拍卖结果加剧了对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忧虑，形成了“抛售-担忧加剧-再抛售”的恶性循环。

此次动荡迅速波及全球债市。美国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至四个多月高位，30年期收益率一度上涨10个基点至4.94%，10年期收益率上升7个基点至4.30%。

平静交易日突变市场崩盘

1月20日进行的20年期国债拍卖反响平淡，虽非直接触发暴跌的信号，却已透出不祥之兆。Sumitomo Mitsui DS Asset Management Co.全球固定收益部首席投资组合经理Kunibe Shinji回忆道：

“当这场看似常规的20年期国债拍卖突然演变为市场崩盘时，所有人都在紧盯着屏幕。”

抛售潮迅速引发连锁反应，部分对冲基金被迫紧急平仓亏损头寸。一位固定收益经理透露，对冲基金在“平坦化交易”策略上遭受损失——此类头寸通常在长期与短期债券收益率利差收窄时获利，但当日利差因长端利率急剧攀升而显著扩大。

日本信贷市场亦感受到明显压力。高评级企业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在周二进一步跳升，此前一日已触及历史高位。这一水平已达到多家企业高管此前警示的“阈值”，即长期依赖低成本融资的借款方将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剧烈波动甚至导致至少一位信贷交易员临时撤出一笔涉及日本某大型制造商子公司发行的美元证券、规模达数百万美元的交易。

部分投资者从恐慌中寻找机会

并非所有投资者都被这场剧烈波动所困。Reed Capital Partners首席投资官Gerald Gan表示，在目睹极端行情后，他于午后交易时段开始买入日本国债。他表示：

“交易行为简直疯狂，收益率单日波动达27个基点，市场已严重失衡，我甚至不得不减持部分美债以增持日债。”

T. Rowe Price投资组合经理Vincent Chung则在抛售潮中回补了部分低配仓位。他解释称：

“当市场出现今日这般失序行情时，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适度回补，因为我们无法精确判断顶部位置。”

与此同时，全球债券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看跌情绪持续升温，这推动了对长期被称为“寡妇制造者”交易策略的关注——即通过做空日本国债，从收益率跳升中获利。

财政担忧加剧寿险公司压力

抛售潮进一步加剧了持有大量政府债券的日本寿险公司的压力。一家大型寿险公司的投资经理坦言，对未来财政稳定性的担忧将使这些机构即使在日本国债利率变得更具吸引力时，也难以轻易重返市场。

高市早苗计划暂停食品和饮料的销售税，此举被普遍视为旨在为下月的提前选举争取支持。该措施预计每年将耗资约5万亿日元（合316亿美元）。高市早苗表示，将不会通过增发政府债券来填补税收缺口，但投资者对此承诺持怀疑态度。部分分析师认为，这两年的暂停很可能演变为永久性政策，因为在2028年下一次大选前推动加税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行。

抛售波及全球债市

美国国债在周一假期后恢复交易，投资者对周二日本债券市场的暴跌以及欧美之间围绕格陵兰控制权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作出反应。长期债券领跌，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10个基点至4.94%，10年期收益率上涨7个基点至4.30%，两者均创下自去年9月3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在亚洲交易时段持续发酵，推动该国4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刷新历史高位。这一压力迅速传导至全球长期债券市场，欧洲30年期债券同样表现疲弱。

Lazard Asset Management首席市场策略师Ronald Temple指出：

“日本国债收益率已上升至货币对冲后相较美债失去吸引力的水平。如果日债收益率继续攀升，日本投资者理性的资金配置选择可能是回流本土市场。”

Nomura Australia Ltd.高级利率策略师Andrew Ticehurst补充称：

“当前的关键新变化在于，美国本身已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而非传统的避险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