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郝亚娟 夏欣 上海、北京报道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战略核心要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10次提到“科技”，8次提及“创新”，2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凸显了我国对科技发展的重视，表明“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将如何影响A股市场科技板块？哪些细分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近日，在《中国经营报》零观财经特别栏目《首席来了》中，《中国经营报》记者对话鑫元基金基金经理张峥青。

张峥青指出，这一轮科技周期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技术替代，而是政策、资本、需求三重力量共振推动的系统性升级。长期趋势十分清晰，AI驱动算力持续扩张、智能制造推动工业升级、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加速渗透。投资者需要做的，不是预测短期涨跌，而是判断哪些领域在三到五年内仍将获得结构性资源倾斜与持续成长空间。

政策与周期共振 科技板块有哪些机遇？

《中国经营报》：“科技自立自强”是否意味着A股市场科技板块潜力巨大？政策将如何影响科技板块的投资机会？

张峥青：科技板块具备持续的潜力，“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叠加“未来十年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政策表述，意味着A股科技板块在未来五年具备结构性主线地位与持续政策增量。

政策层面看，国家明确未来十年对算力、半导体、工业自动化、绿色能源等领域资金和资源持续倾斜，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融资支持。政策推动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创新能力提升，促进科技行业成长与盈利预期增强，并通过金融、财政等多重工具引导长期耐心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科技板块因此迎来结构性主线机会，但投资需结合政策落地、产业景气和企业业绩兑现进行细致筛选。

《中国经营报》：近期，全球央行迎来降息潮，这一轮利率环境的变化，会通过哪些具体传导路径影响不同细分领域的科技公司？如何影响科技股投资机遇？

张峥青：全球利率环境的变化会沿着五条主线影响不同细分领域的科技公司。

第一，折现率和风险溢价调整直接作用于企业估值中枢。科技公司——特别是SaaS、云计算、AI应用、创新药等“长久期”成长型板块——由于高度依赖未来现金流和营收预期，贴现率的变化对这些公司的估值影响最大。当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下降时，贴现率降低、风险偏好回升，促使相关公司的估值倍数明显扩张，资金回流成长风格，反之则压缩估值。

第二，全球流动性和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资金价格和估值锚再定价，主要表现为美联储政策及美元趋势引导非美新兴市场和港股科技板块的估值，可见降息和货币宽松期间流动性改善，科技成长型赛道更易获得资金支持与市场关注；与此同时，利差变化与美元强弱周期对流向和风格切换有直接影响。

第三，融资成本与资本开支。随着利率下降，科技企业债务和再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提升资本开支加速，比如AI大厂的算力基础设施投资，而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则制约行业扩张和企业并购，多见于半导体设备、IDC等资本密集型科技领域。

第四，汇率变化经由成本和汇兑收益影响利润表。弱美元与本币升值阶段明显改善进口依赖型企业的成本结构（比如大量进口原材料和知识产权授权的高科技制造商），也缓解了外币债务企业的汇兑压力。

第五，风险偏好变化驱动风格因子的切换。利率下行周期通常让投资人倾向配置具备高成长性的科技标的，而长端利率上行、通胀预期走高时期则压低成长风格表现，有利价值板块。

此外，当前全球利率体系的不对称、美元的避险属性和各地融资结构的分化，也常常导致利率传导链条出现阶段性延迟甚至逆转，通胀、财政扩张和地缘风险（如贸易摩擦和关税冲击）亦会通过利率和资本成本双通道影响企业现金流和盈利表现。

如何识别政策红利与情绪催化？

《中国经营报》：科技行业技术迭代快，若某领域突然出现国际技术突破，可能导致国内相关企业的研发价值缩水。投资者如何提前预判这种技术替代风险，调整持仓结构？

张峥青：投资者还是要多回归业绩和护城河基准，切勿单纯追逐概念。

首先，应坚持估值与盈利匹配原则，把“含科量”转化为可量化的增长指标。真正能消化高估值的科技公司，往往具备清晰的商业化路径、持续的研发投入与核心技术壁垒。例如在AI产业链中，应重点关注具备模型算法、算力芯片、数据资源与产业落地协同能力的企业，而非仅依赖概念叙事的边缘参与者。投资应关注盈利质量而非短期收入增速，核心是能否通过产品迭代、客户扩张和成本优化形成稳健的自由现金流。

其次，估值风险的本质是兑现风险。科技板块短期波动往往来自市场对成长预期的提前透支，因此投资者应通过产业验证与业绩周期研判，判断企业的兑现节奏是否与市场定价一致。唯有持续业绩成长和市场份额提升才能对冲风险。

最后，风险管理要立足结构与节奏。一方面，配置应保持均衡，长期仓位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资产，短期仓位则参与景气较强的细分领域轮动。另一方面，要密切跟踪政策导向、外资流向与技术周期信号，灵活调整仓位与估值容忍度。

科技创新仍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最确定的主线，但在高估值阶段，投资者需要以更长的视角和更严的标准审视企业成长质量，真正做到“以业绩化解估值”，在新一轮科技周期中实现稳健穿越。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当前科技赛道哪些细分领域存在估值过高或过低的情况？投资者应该如何规避估值风险？

张峥青：科技板块估值可能跟市场风险偏好和流动性相关度较高，部分板块存在短期过热的情况，同时叠加周期属性，存在着一定的估值泡沫，需要投资者注意风险。

在判断过程中，要回归基本面，把“含科量”的概念变成可验证的业绩路径。不要只看概念和政策口号，要关注公司的客户转化、订单可见度、毛利率改善和自由现金流能否随增长同步释放；用这些量化信号来判断公司能否在未来的投资周期内兑现市场预期。

在组合与交易层面实施严格风控，为成长型标的设定合理的估值上限，若估值相对已偏离基本面，则要回避或减仓。

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也可以选择专业的投资机构来进行财富管理，同时做好分散投资和仓位管理，警惕“梭哈”风险。

《中国经营报》：政策扶持是A股科技股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投资者常陷入“听政策炒股”的陷阱。如何区分一个政策是长期的“制度红利”，还是短期的“情绪催化剂”？

张峥青：在A股市场中，政策确实是科技板块估值重定价的重要催化因素，但投资者往往容易陷入“听政策炒股”的误区——即只看政策标题，不看传导机制。

要给政策“定价”，首先要理解政策的传导路径。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落地，政策通常要经过“方向确定—资金分配—执行落地—业绩兑现”四个阶段。真正具有估值意义的政策，不是新闻稿中的标题，而是能在资金和资产端形成可量化的传导。比如中央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战略，不仅确立了AI、算力、智能制造的方向，更配套了专项债、产业基金、税收优惠等资金渠道，这种政策属于可以嵌入财务模型的“制度红利”；而一些短期的补贴、会议或概念性表述，只在情绪层面刺激市场情绪，却难以穿透到企业经营端，往往只是“短期催化剂”。

其次，要从政策信号的连续性与约束性来判断其价值含金量。真正的长期政策往往具备“持续、可衡量、具备执行力”的特征：有明确的考核目标（如国产化率提升、产业链自主率目标），有财政或金融配套机制（专项贷款、政府引导基金），并且持续出现在国家和部委的中长期规划文件中。这种政策能改变行业利润分配格局和资本流向，构成估值中枢的上移。而短期情绪型政策往往特征相反——表述模糊、频繁更迭、缺乏资金承接；市场短期内会出现题材炒作，但很快退潮，因为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换言之，政策的“执行力”决定了它能否被市场长期定价。

最后，要学会用数据验证政策效果。政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出台当天，而在于落地半年后的产业数据——财政支出、项目批复、设备订单、企业资本开支、毛利率改善等，才是政策“兑现”的硬指标。投资者可跟踪地方专项债投向、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清单、AI算力中心建设节奏等数据，判断政策是否形成产业合力。当这些数据开始持续改善，说明政策驱动已转化为业绩与现金流的现实支撑；反之，若政策出台后行业订单和现金流并未变化，则说明政策仍停留在情绪层面。

（编辑：张漫游 审核：何莎莎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