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9日，从北部的加沙城，到南部的拉法，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生。北部的奥达医院一天内接收了24具尸体和74名伤员，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的一座帐篷被击中，6名流离失所的平民身亡。

自10月10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开始落实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来，这是最为血腥和暴力的一天。以色列和哈马斯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目前，双方正在埃及展开紧急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发声说，希望停火“非常和平”。

“以色列和哈马斯目前都在试探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多大的‘灵活性’。”以色列资深政治家、前议长亚伯拉罕·伯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这些零星暴力事件升级为新的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冲突双方都在试探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美国总统的支持。他还强调，对以色列来说，“在最后一名人质的遗体被送还之前，人质释放都不算完成”。

亚伯拉罕·伯格的父亲是约瑟夫·伯格，被视作“以色列国父”之一。伯格一家两代人在以色列议会中占有议席超过半个世纪。在过去70年的人生中，亚伯拉罕·伯格领导过全球最大的犹太组织，担任过以色列议会议长，还在2000年短暂代理过以色列总统。他是奥斯陆和平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也曾被极右翼激进分子扔出的手榴弹炸伤。

10月19日，伯格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与很多以色列和平活动人士不同，伯格认为以色列需遵循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国际社会也需要配合。“我知道外界对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很多争议，但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梦想是美好的，而行动要基于每个阶段的现实。”

“关键在于，国际社会需要维持对加沙问题的关注，需要让双方都意识到，一旦倒退（回战争）将会‘失去很多’。”伯格说。

亚伯拉罕·伯格 图/受访者提供

试探特朗普和平计划的“灵活性”

《中国新闻周刊》：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开始，此前仍遭哈马斯扣押的幸存人质已全部得到释放，但以色列仍在加沙实施军事行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战争还远没有结束？你觉得以色列政府是否可能会再次对加沙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伯格：现在还是停火开始后的最初几天，很难评估处于什么阶段。是过去两年战争的终结，还是未来多年战争的开始？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目前都在试探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多大的“灵活性”。哈马斯将试探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美国方面的谅解；以色列则试图确认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特朗普的支持。

就以色列来说，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最后一名人质的遗体被送还之前，人质释放都不算完成。将所有人质遗体带回国内、妥善安葬，这和所有在世人质得到释放，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不论特朗普如何宣称，目前一切尚未结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支持政府在加沙重启全面军事行动。这是政府内部少数极端分子的想法。重启行动的借口很容易找到，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特别是特朗普的认同。

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但至少目前对他来说，如果加沙停火没有实现，那么他的整个中东政策就失败了。这不仅仅是错失一个让他可以宣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的机会，更是让他自己的家族和美国损失一大笔潜在经济利益。

总的来说，未来加沙局势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变化。以色列和美国等调解方之间的关系，才更加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以色列正处于严重的国际孤立中，以色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伯格：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存在多个推动因素。首先，从1948年的建国战争开始，以色列一直在和中东地区的邻国对抗，特别是和巴勒斯坦人在同一片领土上争斗。

其次，过去半个世纪，定居者运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以色列的政治议程。当定居者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增加定居点，这在以色列国内变成了一场政治博弈。出于自身利益，定居者及他们的支持者反对与巴勒斯坦人就任何事情达成任何解决方案。

再次，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的杀戮给以色列造成了重大创伤，以色列社会认为需要复仇。随着战争的推进，内塔尼亚胡政府利用了这种复仇情绪，将其在加沙的暴行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清洗政策合法化。我认为，后续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以色列的“复仇”，而是政府在冷血地、玩世不恭地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除了上述三个内因，还有一个外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从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退却。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民粹主义浪潮和欧洲、美国的趋势没什么不同。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缓慢但强烈地改变了以色列社会。

不过，当以色列真的在加沙地带犯下罪行后，我们看到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是我们在1948年以来的任何一次以巴冲突中都不曾见到的。以色列在2023年之前拥有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国际声誉、你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形象——发达国家、高科技国家、安全国家、创新国家——全部失去了。现在的以色列就是世界的弃儿，是许多人眼中的“种族灭绝罪犯”。我并不是在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国际品牌形象”。

10月19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东部遭以色列袭击。图/视觉中国

和平进程如何被“杀死”

《中国新闻周刊》：1948年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没有和解的机会吗？

伯格：我认为一共出现了三个可以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共处的窗口期。第一个窗口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与埃及实现和解，埃及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但以色列只是从实现“长期停火”的角度看待这份协议，而并未借机推动更大规模的以色列社会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解。这个机会被我们浪费了。

第二个窗口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和平进程。1993年签署的第一份奥斯陆协议，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它本应在过渡期后由涉及被占领土及巴勒斯坦人地位的最终谈判所取代。但在过渡期内，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极右翼分子暗杀，美国总统克林顿忙于应对莱温斯基丑闻及其他国内事务。我不想评价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但总之三位关键领导人都在这个进程中“消失”了。于是，一个临时安排变成了“长期安排”，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三个窗口期则始于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开始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一开始，“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它事实上忽略和回避了作为以色列—阿拉伯关系核心事务的巴勒斯坦问题。

但是，2023年10月7日之后，这个进程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再忽视巴勒斯坦问题。一些阿拉伯国家开始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最新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至少补上了“亚伯拉罕协议”中缺失的巴勒斯坦“拼图”。这或许意味着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窗口期。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提到的“第二个窗口期”，你先后担任以色列议会议员、议长，还一度代理以色列总统，是工党及执政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就在你当选议长的数月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爆发了。那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悲剧为何没能被阻止？

伯格：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很难解释清楚。我想强调一点，奥斯陆进程确实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这也激发了双方阵营内反对派的行动。

1994年2月25日，奥斯陆协议签署半年后，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杀害了29名巴勒斯坦平民。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以自杀式袭击作为回应。这引发了一波暴力浪潮。在此期间，以色列极右翼分子于1995年刺杀了总理拉宾，还杀害了数十位致力于和平运动的以色列人士。

坦率地说，在这个过程中，拉宾之后的以色列领导人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先是继承拉宾遗志的工党领导人佩雷斯在选举中输给了内塔尼亚胡，后者开始用一系列阴谋诡计从奥斯陆进程中退却。

1999年，工党重新赢得选举，总理巴拉克试图强行推进和平进程。当时，阿拉法特已经明确告诉巴拉克，举行峰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但巴拉克说“我们必须这样做”。2000年7月，巴拉克、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在戴维营举行了会晤。但那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时期，他深陷丑闻中，心思根本不在解决巴以问题上。

这次仓促的峰会当然失败了。但最糟糕的一个细节是，当巴拉克从戴维营回来的时候，他宣称和平之路上“没有伙伴”。他应当为巴以“和平之舟”掌舵，却否认了继续和巴勒斯坦人对话的可能性。

最终，2000年9月28日，当时的以色列在野党领袖沙龙挑衅性地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山。这成为“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某种意义上说，双方的极端分子“成功”了。

除了和平进程中领导者的无能，我们也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奥斯陆和平进程原本的背景是：柏林墙倒塌，北爱尔兰问题实现和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倒台，全世界都在推动和平与和解进程。但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西方世界的主旋律从缔造和平转向发起战争。很自然地，奥斯陆进程在新时代浪潮中被扼杀了。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以色列的战略失策，有接近政府的以色列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以色列一直缺乏长期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因为以色列总是在面对新的冲突与安全威胁，所以以色列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不断战争”。你认同这种描述吗？

伯格：这个说法没错，但太简单化了。以色列的问题是我们甚至从来不在内部进行充分的战略磋商，更何况同外部世界甚至巴勒斯坦人对话呢？以色列在该地区生存的关键议程，就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以色列一直以来的策略是“不解决”，因为我们不想面对这个真正的问题。

在这种战略下，以色列一直强调“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问题在于，冲突不会因为这样的策略而消失。你可以看到，在本轮冲突中，内塔尼亚胡一直承诺要消灭哈马斯，承诺要消除来自巴勒斯坦的“威胁”，但现在哈马斯依然在那里，巴勒斯坦人依然在那里。一切都无法兑现。

当务之急是“冷却一下”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以色列应当进行怎样的策略调整？

伯格：短期内，以色列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百分之百服从特朗普的和平安排。特朗普的“20点和平计划”并不完美，甚至算不上一份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对以色列来说非常有利，且有推动地区和解的巨大潜力。

以色列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安全焦虑。但是，如果没有一项和平协议作为核心支撑，我们就无法获得任何可持续的安全。目前，我们仍然停留在最原始的对抗模式中。而在特朗普的计划中，至少加沙会迎来一支“国际稳定部队”，哈马斯和以色列都很难向这支部队开枪。这可能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事实上的“脱离接触”。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在真正谈论和平、安全及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之前，冲突各方需要先冷静下来。经历了两年多的灾难、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我们首先要关掉这个“锅炉”，通过隔离缓冲来“冷却”一下。

然后我们再考虑是否能走到下一步。我知道外界对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很多争议，但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梦想是美好的，而行动要基于每个阶段的现实。当停火开始实施、国际力量开始介入后，我们会看到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产生；如果能积累足够多的积极因素，我们就能更进一步，反之则会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社会需要维持对加沙问题的关注，需要让双方都意识到，一旦倒退将会“失去很多”。

总之，对以色列来说，现在最好的路线是先遵循特朗普的和平安排，然后看看以色列如何从中获益。不过，现实来看，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会无视并逃避落实“20点和平计划”，然后想办法把责任推给巴勒斯坦人及其他调解方。

《中国新闻周刊》：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也就剩下一年。在明年年底的选举中，以色列选民还会再支持他吗？

伯格：我无法预测。现在，以色列的“一年”可能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很多年”，这里有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内塔尼亚胡会想尽办法逃避战争责任和司法审判。现在还很难说怎样的叙事会在最终的选举日占据上风。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这不像一些分析人士说的那么简单——一旦战争结束，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伯格：没有这么简单，不要“赌博”。以色列的政治现实非常复杂，战时公众舆论的变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可能不会这么快被终结。

应建立新的地区政治和经济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加沙和平进程得以进入下一阶段，我们如何才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以避免重蹈奥斯陆进程的覆辙？你觉得谁应当代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

伯格：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按照特朗普的计划，在加沙战后治理的过渡时期，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将领导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管理。这个委员会正在试图孵化一个有经验的、“更好的”巴勒斯坦治理实体。同时，国际社会也在积极推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内部改革。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范式的转变。奥斯陆进程的范式是，在无止境的谈判最终结束时，如果巴勒斯坦人“表现良好”，他们将会获得一个国家。在这种范式中，“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只是一个不断在巴勒斯坦人眼前晃来晃去的胡萝卜，但调解方从来没有打算兑现这个承诺。

所以，现在法国、沙特等欧洲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提出了新的范式，即国际社会应当首先承认巴勒斯坦国。先确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和以色列一样的主权国家，然后再推动双方进行平等的谈判。这种范式，结合新的、有效的巴勒斯坦治理实体，可能会创造一种真正平等的谈判局面。

总之，在理想情况下，在外部力量的主导下，这将不是“第二个奥斯陆进程”，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政治和经济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被视为“问题”本身，而是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两国方案”的政策延续，但你只是主张这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对于最终的巴以共存格局提出了“邦联制”（confederation）设想。为什么你觉得邦联制会比“两国方案”更有效？

伯格：现在谈论邦联制、“两国方案”或“一国方案”都还十分遥远。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让我们扪心自问：什么可能是给双方带来最大利益、最现实的共存方式？邦联制是一种介于“两国”和“一国”之间的状态，很多以色列人不希望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反之亦然，而邦联制方案可以宣称“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此框架下，双方各自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这将在最大限度上保证双方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共存并保持协调。双方都可以从这种特殊结构中获益。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你觉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可能走到那一步吗？

伯格：我从不放弃希望，因为我深知，我们无法回避巴勒斯坦问题，双方和平共存的问题最终必须得到解决。

多年来，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极右翼盟友们，以为在“亚伯拉罕协议”进程中，巴勒斯坦问题会自然消失。这种想法既可怕又可悲。现实是，现在巴勒斯坦问题又回到了地区问题的中心，而且不是一两个国家，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迫切想找到办法实现和平。

这就是我对未来乐观的理由。历史在向前发展，新的现实正在形成，狂热激进分子最终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