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为加速本土电动汽车发展，主动向中国敞开技术合作大门：通过降低零部件关税、整车进口税等吸引中企投资，借鉴"市场换技术"模式。中国车企面临巨大市场机遇，但需警惕印度复杂的法律监管、政策波动及地缘政治风险，以防重蹈小米、某某迪等企业的合规困境。

一、用市场换技术，印度借鉴中国四十年前汽车产业发展经验，推动本土电动汽车发展。

几十年来，由于显著的经济繁荣和庞大的人口，中国推动了石油需求增长的最大份额。然而，随着经济急剧放缓以及该国正在进行的电动汽车革命，中国现在正在减少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去年，中国销售的所有新车中有近一半是电动汽车，包括电池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事实上，中国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以及高铁和天然气卡车的快速发展，正在取代传统的化石燃料需求。

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中国的石油需求最早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值得玩味的是，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接替中国快速增长衣钵的国家——印度，也渴望追随中国电动汽车的脚步。

与中国不同，印度的电动汽车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到2024年，电动汽车仅占该国所有汽车销量的2.5%。然而，印度对电动汽车有着雄心壮志，印度设定了到2030年电动汽车占乘用车总销量30%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德里借鉴了四十年前中国引进欧美日韩汽车制造商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市场换取汽车产业技术突破的产业发展经验。印度的电动汽车行业正在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建立密切联系，而华盛顿一直在阻止中国电动汽车巨头。印度计划依靠中国的电动汽车技术来弥合差距，直到国内行业准备好在全球舞台上竞争。

二、为吸引中国汽车制造商，新德里对电动汽车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立场。

行业分析师指出，如果无法获得中国技术，包括电池、传动系统组件和电动汽车软件等，印度在其电动汽车产业的起步阶段可能会面临产品推出速度较慢、车型种类有限和成本较高等问题。

为此，存在持续商品贸易逆差的新德里，忍痛出台了定向降低电动汽车零部件和技术输入成本的决定。

一是从2025年3月起，新德里降低了超过35种电动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其中许多是从中国进口的，使汽车制造商更容易采购关键零部件。

二是在几周后，印度重工业部公布了一项新的电动汽车政策，将电动汽车整车的进口关税从110%降至15%，前提是制造商投资并建立本地生产。

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旨在吸引国际参与者，同时建立国内供应链。这对于面临100%的美国电动汽车关税和30%以上的欧盟电动汽车关税的中国汽车企业而言，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巨大诱惑。

专家认为这些转变是务实的。领先的印度电动汽车制造商——如塔塔汽车、Ola Electric和马恒达——继续依赖中国供应商生产电池、动力控制单元和电动机等零部件，尽管组装是在印度进行的。

印度情报公司市场研究未来（Market Research Future）的高级分析师舒巴姆·蒙德（Shubham Munde）直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弹性的国内生态系统，而不是孤立它，这与美国与中国更激进的脱钩不同”。

三、在汽车拥有率比较低但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印度，中国车市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印度和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之间日益一致的方式既创造了机会，也创造了竞争。名爵汽车（MG Motor）是印度JSW集团和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SAIC）的合资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其市场份额翻了一番，给塔塔汽车（Tata Motors）等本土巨头带来了压力。其车型名爵温莎（MG Windsor）现在是印度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凸显了合资企业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印度的电动汽车格局仍然非常分散。根据Bernstein Research的数据，仅四家传统汽车制造商就占据了电动汽车市场 80% 的份额，这使得150多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难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领域站稳脚跟。

政府政策似乎在不同国家的电动汽车发展轨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在其2025年电动汽车展望中首次下调了其在美国乘用电动汽车采用的近期和长期前景，理由是关键政策变化，包括回滚国家燃油经济目标以及特朗普政府取消《通胀削减法案》（IRA） 的支持要素。

相比之下，S&P Global Mobility预测印度新兴的电动汽车行业将强劲增长，预计2025年电池电动乘用车的产量将同比增长140%，达到约301,400辆。这将占当年印度预计生产的516万辆乘用车的6%左右。

四、机会与风险并存，在印度投资的中资企业，需要提防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监管环境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在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应高度警惕法律、监管和市场方面的多重风险。

首先，法律环境复杂且执行不一。印度法律体系庞大，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分离，导致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印度对外资企业的审查日益严格，依据《外汇管理法》（FEMA）和《竞争法》等法规，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可能面临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调查。

比如，中兴自2013年起便面临持续的安全审查，华为则因涉及电信基础设施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印度政府关注；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企业遭受数据安全审查或业务限制。

其次，监管壁垒不断上升。近年来，印度政府加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限制，尤其是在电信、电子商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2020年修订的FDI政策要求来自与印度有陆地边界的国家的投资必须获得政府批准，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便利性。此外，税务审计频繁，转让定价规则严苛，企业易陷入税务纠纷。

近年来，多家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其中，小米、vivo、中兴、华为、某某迪等企业均曾被印度执法机构以逃税、违反外国投资法或涉嫌“财务不当”为由展开调查和处罚。

再次，市场环境挑战重重。印度市场竞争激烈，本土企业在价格和服务上具有优势；同时，印度消费者偏好独特，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度受地缘政治影响波动较大。基础设施薄弱、物流成本高以及劳工法律严格也增加了运营难度。

印度实现2030年电动汽车发展目标的道路也可能很陡峭。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印度需要每年将电动汽车的采用率提高约380个基点才能达到 30% 的市场份额，几乎是自2021年以来每年约200个基点增长率的两倍。使挑战更加复杂的是印度缺乏电动汽车产业统一的长期路线图以及几个州级电动汽车激励计划即将到期。

最后，地缘风险加剧。中印关系受边境争端等因素影响不稳定，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可能导致针对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如不公平竞争、行政拖延甚至资产冻结。

比如，印度限制了某某迪等公司的运营，并在边境发生致命冲突后禁止了 TikTok 和 Shein 等流行的中国应用程序。

这些案例表明，印度监管环境日趋复杂，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需全面评估法律合规、监管审批、市场适应性和政治风险，建议采取本地化战略，并建立应对突发政策变化的风险防控机制。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