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吉·戈什（Gargee Ghosh）第一次怀孕时，曾在非洲国家马里待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成为了她职业生涯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我知道自己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生产。然而当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与同龄女性共度时光，她们却无法保证得到与我一样的照顾，这种感觉很奇怪。”戈什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这是戈什体验到共享人类价值的时刻，“你会想，这是不公平的，每个妇女都应该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孩子感到兴奋，而不是害怕她们不能平安出院或得不到所需的护理。”

这是戈什重新找到自己所从事工作意义的关键时刻，“因为我看到了机会的不平等。我只是比她们更幸运，并不比她们聪明，我没有权利享受任何不同的东西。这让我觉得，你必须尽你所能去改变这个世界。在基金会，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做出改变，并带着一种紧迫感去做出改变。”她说。

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承诺。2024年1月，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逆向增加了预算支出，宣布承诺投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以帮助满足全球在卫生、教育和减少贫困方面巨大的需求，为挽救生命和改善生活的创新方案提供资金。

在2024年的盖茨基金会年信中，对于这一决定做出了解释：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极端贫困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出现反弹、致命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以及气候灾难和新旧战争。而目前全球卫生预算呈下降趋势，此次增加的资金将部分用于推动全球健康创新，以挽救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生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包括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新生儿和孕妇。”

成立于2000年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以全球健康和发展为主的慈善事业。在中国北京代表处，基金会通过关注全球健康创新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从研发、转化科学成果、推动商业化到监管审批和交付，释放中国创新的潜能，为改善全球健康做出贡献，促进推动全球卫生的创新、公平和可及性。

近日，加吉·戈什在访华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就基金会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华的重点工作以及她的个人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分享。

以下是专访全文。

将中国创新成果带向世界

澎湃新闻：北京办公室在基金会整体战略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你此行希望通过哪些方式与中国加强合作？

戈什：基金会的一贯做法是，无论在哪里，都要鼓励创意和创新，以解决不平等、贫困、疾病等紧迫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在解决全球健康和饥饿问题方面，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因此，我们在中国北京设立代表处，主要是为了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国在帮助本国人民摆脱贫困方面的知识、专长和经验带到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现在仍在开展这项工作。

澎湃新闻：基金会中国北京代表处成立17年来，重点关注的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年来关注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戈什：北京代表处的设立初衷是帮助中国应对传染性疾病挑战。我第一次随盖茨基金会来到中国时，我们与中国政府在艾滋病治疗和预防方面开展了大量合作。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确实非常迅速。

如今，我们代表处的主要工作是将中国的研发创新成果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现在继续与中国政府合作防治结核病、宫颈癌防治等方面的工作。

我们目前的另一大块工作重心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上，这也是中国人民脱贫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正在与上海的一个组织合作，研究气候智能型水稻品种，以提高非洲和亚洲小农户的产量。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种植这种绿色超级稻。

我们在上海开展的另一项工作有关自主计划生育。全世界有2亿妇女无法获得避孕药具，她们想延长生育间隔，但却没有机会。我们与上海达华药业合作，帮助其自主研发的皮下埋植避孕产品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并向世界其他地方提供这一低成本的避孕产品。因此，如今中国办公室的工作重点是将一些在中国发展故事中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带到世界其他地方。

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澎湃新闻：去年的基金会年信中提到，联合国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前几乎都已“偏离轨道”，中国可以在这当中做些什么，发挥哪些作用？以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一起达成这些目标？

戈什：首先，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放眼全球，现在的形势——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形势相当严峻。新冠疫情在非洲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卫生方面。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大多数国家仍未从中恢复过来。

此外，俄乌冲突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对非洲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通胀和全球经济态势也对非洲造成了冲击。由此产生的效应是，如今几乎一半的低收入国家比新冠疫情发生前更贫困。他们还没有恢复过来。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让追求 SDG目标变得更加困难。然而，这些 SDG是对人类的基本承诺，比如减少死于分娩的妇女人数，或者不让儿童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我相信今天每个国家都会这样做。即使我们正面临一个更加困难的经济或政治时期，我认为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承诺，我希望这些承诺没有改变。

所以我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国家都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能做些什么？首先，我认为在中国，我们很高兴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帮助中国继续应对国内的一些挑战。例如，我们知道结核病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沉重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对此足够重视并其放在优先任务名单上，争取在数年内消除结核病。

就国际层面而言，我认为中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带来关于如何让人们摆脱贫困、如何提高生产力的专业知识。

另外在金融方面，世界银行是全世界贫困国家低成本融资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IDA）获得资金，而如今中国已成为该机构的出资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中国作为世界银行低成本融资池IDA的出资方，出资一直在不断增长。今年，IDA正在寻求再次补充资金，以便向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

我希望中国将继续增加对这两个领域的贡献，以展现中国与全球发展中国家国家团结一致。我认为，无论在农业、卫生领域提供专业知识和产品，还是提供资金捐助方面，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金困境与女性议题

澎湃新闻：资金问题一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一些重大挑战的主要障碍之一，包括气候危机、卫生和粮食健康等方面，外界普遍呼吁各方应当投入更多资金给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适应和应对各种危机，您刚参加了世行春季会议，在融资渠道机制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如何才能有更多的投入？作为私人慈善组织，基金会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戈什：我觉得参见春季会议的感受喜忧参半。一方面，多边开发银行（MDB）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银行一直在推动更大更好的议程。举个例子，我会见了印度尼西亚的卫生部长，他对印尼医疗产业的转型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愿景。由于印尼由许多岛屿组成，这个国家的医疗产业必须走数字化的发展道路。在基层医疗领域，这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理念。

世界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开发银行（ADB）合作，提供了40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印尼改造其基层医疗保健系统。这令人难以置信，不仅银行间已达成合作，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转型提供贷款，合作伙伴也已经就位。

对我来说，有促进发展进步的好事正在发生，这值得庆祝，我认为我们对此谈论得还不够。我很高兴银行正在建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业务，这样的故事对于帮助各国建设现代经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政府都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坦率地说，春季会议的很多内容都集中在如何找到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各种挑战，包括贫困和气候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而现实是，在各国都面临经济挑战的当下，应对这些挑战绝非易事。

因此，我们必须现实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需要从各个渠道筹集资金，不仅包括优惠贷款和发展援助，还要引入慈善和私人资本的力量。

但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应该先确立目标，然后与利益相关方协商，共同推进计划。

举例来说，我们农业生产力低下是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增速远不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时的中国或印度。现在，气候变化让情况雪上加霜。即便旱季或雨季只延长几天，农作物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但我们拥有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一切要素。我们有气候智慧型种子、数字化天气监测技术、土壤诊断技术，同时政府也致力于推广这些工具。我们只需将这些知识和资源组合起来，真正支持各国进行农业转型。

当我们被巨大的问题所淹没时，你的大脑会以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要我们把这些巨大的难题进行拆解，就会发现一个个更具体的问题可以逐个击破。我们知道应如何解决问题，也知道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只需要坚定决心，召集利益相关者，然后行动起来。

澎湃新闻：这周正好是世界免疫周，基金会也一直在支持上海的一家企业泽润生物通过HPV二价疫苗的世卫预认证。HPV疫苗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什么你们会支持HPV疫苗？您认为今天对于女性来说还有哪些公卫议题值得关注？

戈什：我认为从全球来看，关于女性健康的研究和资金支持长期不足。不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影响女性的癌症，孕产妇健康，还是女性接受医疗和诊断这些问题，都存在研究不足的情况。

基金会通过我们的全球健康和性别平等项目，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健康问题，我感到非常兴奋，这非常重要。

而在妇女健康领域，宫颈癌仍然得不到充分支持，每年有30万妇女死于宫颈癌。目前，90%的新病例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令人遗憾，因为情况本不必如此。

所以我们定下目标，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HPV疫苗的可及性。为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增加低成本疫苗的供应。我们与致力于促进技术推广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以及两家公司（其中一家位于上海）合作，扩大平价HPV疫苗的全球供应。我们帮助企业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疫苗进入国际公立市场必须达到的标准。我们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大幅提高HPV疫苗的可及性。

当HPV疫苗刚问世时，我们认为需要两剂疫苗才能提供保护。但后来我们发现只需一剂就能提供充分的保护。这意味着接种疫苗的价格可以减半，疫苗变得更加可及。我们希望见证全世界所有地方都能完成单剂HPV疫苗接种。我们还希望全世界女性能更快获得疫苗。

此外，我们还非常关注孕产妇的健康。产后出血整合干预措施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技术，这项创新极大地改善了孕产妇的健康状况。你只需要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普通病房，我们就能拯救妇女的生命。

记得我怀孕的时候，曾在非洲国家马里待过一段时间。当时，我怀着第一个孩子，我知道自己将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生产。然而当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与同龄的女性共度时光，她们却无法保证得到与我一样的照顾，这种感觉很奇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共享人类价值的时刻，你会想，这是不公平的，每个妇女都应该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孩子感到兴奋，而不是害怕她们无法平安出院或得不到所需的护理。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说，这确实激励着我从事这项工作。

所有生命价值平等

澎湃新闻：今天人类面临许多重大危机和挑战，基金会是如何决定你们关注和参与事项的优先顺序的？如何决定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

戈什：你可能从盖茨先生那里听说过，对于比尔和梅琳达来说，基金会的成立源于对这些问题的切身感受。当比尔从微软卸任时，他开始花更多时间思考慈善的意义。他们一家去了非洲旅行，看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于是意识到对富有国家来说习以为常的医疗服务，对当地人来说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不公平的现象。

因此，对我们来说，第一个考虑前提就是使命。所有生命都价值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筛选标准。

其次，我们倾向于在被国际社会忽视的领域开展工作，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将资源堆积在当今最热门的话题，而是把时间花在被忽视的地方。我们也以大量为基础，判断疾病负担的严重性，探索能够减轻疾病负担的创新或干预手段，或者是否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强，愿意押注科学创新。我们非常有耐心，为了研发一种新的疫苗，我们甚至可以花上10年，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独特的科学视角去解决问题。

因此无论是艾滋病、孕产妇健康、小农户生产力，还是普惠金融，我们相信通过技术与社群的结合，总能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法。我们取得的成绩总能让我们保持乐观。

澎湃新闻：盖茨曾说过当他1997年读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正饱受水污染的困扰，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感染疟疾等疾病死去。他深受触动，此后开始投身于健康和发展的事业中。您的“个人时刻”是什么？

戈什：我记得在基金会工作的早期，我的一位导师说，盖茨基金会能给全球健康领域带来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比资金或其他帮助更加重要。我一直非常珍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带到进步和发展的问题中去。

我第一次怀孕时，本来已经打算要离开基金会，因为我认为自己无法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以我希望的方式抚养孩子。

但当我怀孕时，在马里待的那段时间让我看到了机会的不平等。我只是比她们更幸运，并不比她们聪明，我没有权利享受任何不同的东西。这让我觉得，你必须尽你所能去改变这个世界。在基金会，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做出改变，并带着一种紧迫感去做出改变。我喜欢在基金会工作的这份动力。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做出承诺，但是我对这项工作重新做出承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